OSE Chinese – Chapter 4 – 2015_01_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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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哲学观念
真相¬¬——集体意识的货币(Coin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当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只有把真相摆在桌面上，无论它是多么丑陋，你才能想办法去处理它。 ——鲍勃•塞拉特
真相是所有话语和英明决策的根基。没有孤立的真相这回事。意义可以界定为一个语境化和集体化的过程，正如下面两种观念所简要表达的那样：
睁大眼睛仔细看，所有瑕疵都可见。
任何成本的真相都会降低其他成本。
第一种观念阐明了集体在获得任何事情真相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种观念阐明了真相的道德价值和金钱价值，降低了包括时间、空间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各种成本。这两种观念对于那些1%的贪婪自私者来说无足轻重，可对于剩下来的99%的人来说却至关重要。
随着我们到达更高的意识层次，理解更加广泛的信息频谱和可能性，我们的真相概念变得更加具有普遍性。随着我们采取更加宽广的视角来看待现实，我们关于何为真实和有意义的概念有所变化——从当地到区域、从区域到全球、从全球到银河系、然后到整个宇宙都有所变化。人类的进化，甚至整个地球的进化都取决于能否实现这一无限宽广的真相概念。若不如此，我们将变得脆弱渺小，正如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在这一经典电影中对哈里人阿里所说的那样：
“阿里！只要阿拉伯人还在进行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斗争，他们就仍是一个渺小的民族、一个愚蠢的民族，贪婪、野蛮而又残忍，就像你一样。”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偶然因素生活在一个个小群体之中。由于对我们民族或国家背景的过度认同，我们也变成了“渺小的民族”。当我们转向一个以世界为中心的视角之时，我们就得摒弃对地方狭隘思想形式的过度认同。我们要寻求普遍真理，寻求系统化、整体化而非片段化、主观化的原则。
事实情况是，人们会接受自己信以为真的观点。这一观点从绝对或者客观意义上来讲或许并非真实，但如果人们信以为真，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或者歪曲自己的观点。彼此真诚交换对开放发展和观点变化的视角是任何话语的必要开端，也是促成共识和创造真实知识的开端。科学方法若运用得当，便可以使真理以“竞争假说”（competing hypotheses）的形式呈现，至少在可以通过重复实验进行量化和证实的领域是这样。
我们的义务是知而言之，不掩饰也不欺骗。这可以看成是“道德真相”（moral truth），最终人们可以对其验证，从而达成共识，彼此共享。
在个人洞察力的范围内，加上由集体努力（集体情报）累计而来的优势，真相的许多方面都是可以为我们所知的。以广泛公开信息的方式来共享真相可以为透明高效的反腐决策奠定基础。在开源情报领域，可以说真相等同于和任何主题息息相关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翻译成任何语言，可以随时随地获得。
教条、意见和欺骗可以在人脑中形成一种本不真实但却被信以为真的观点，当哲学面临这一现实情况时就会变得非常有趣，甚至非常有挑战性。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教育都是每个人的根本需求和权力；为何教条、意识形态和鼓吹宣传繁荣之时便是民主死亡之日。真相是我们尽最大努力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并对其充分利用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科学、信仰和哲学这三者不应该被看成是相互对立的。
无论是在人类的大脑之中还是在人类存在的更大的社会现实之中，真相都的确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推进知识和范式演变使得旧真相缺乏充足性的同时也带来更加强劲的新真相。人类在旧真相（比如，认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可以在密西西比湿地铺路和在美国最大的河流之上修建堤坝而不会产生类似卡特里娜飓风的后果）指导下所采取的行动也会创造出新真相——恶劣的天气事件不是天意
(Act of God)而是人为(Act of Man)，是人类在时空范围内的恶劣行为所致。
哲学中的真相略有不同。在哲学中，真相不仅仅是一种受认可的知识真相，而且也是一种精神真相和感官真相。真相牵涉到识别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价值。当人民受到教育、享受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权之时，真相似乎便繁荣了起来。
道德真相是值得渴望和追求的——有时一个自焚的和尚（越南）或者一个水果商贩（突尼斯）都可以成为显露恐惧和撒谎文化的催化剂。这样一来，公众便会再结合自己的力量去成为真相、界定真相、要求真相。我们如何寻求、感知和彼此共享真相，在众多变量之中，是一个常量函数：我们是否蒙受天恩（state of grace），以便让真相成为我们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的首要属性。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自己的座右铭是：“从真相之中，我们（人民）变得强大。”真相是最适用于开源一切的核心哲学概念之一。
为了阐释这一概念，我要充分利用威尔•杜兰特的智慧，他是在英语语言方面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他1916年的博士论文《哲学和社会问题》（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Problem）、他和妻子阿里尔•杜兰特一生的工作、以及他那长达十一卷的鸿篇巨著《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迄今都无与伦比。他对教育和人类进步的强调与开源宣言的目的相吻合，因为学会识别和传播真相是所有人的最终角色。
真相是集体意识的货币，也是赢取信任的关键方式。而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货币，也是创造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财富的重大因素。
诸多伟大思想家的哲学思考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真相的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他们提出了更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希望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彼此认同以及如何应对时代挑战？他们还勾画了和超自然、地球外的宇宙意识相关的真理角色，在这种宇宙意识中科学、哲学、宗教、甚至还有个人最终都融为一体。
在《哲学和社会问题》这一论文中，“社会问题”指的是要让整个公众和政府，私有部门，以及不同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的民族和谐共处。这是一个全体管理的问题，一个无法单单靠武力、财富或规章解决的问题。杜兰特的结论是哲学、价值和创造凝聚文化（cohesive culture）是至关重要的。
杜兰特的研究及后来的博士论文使其创造并运用了“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的文化和哲学框架。
杜兰特在早期认为哲学应该是政治和经济决策的基础，但又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他最先提出的这种观点后来被威尔森（E.O.Wilson）在其《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一书中再次提到：哲学应该和科学相结合从而产生社会方案。（今天的威尔森会毫无疑问地说“可持续性的社会方案”）
换句话说，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取得新兴个人主义和更大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社会建构中，如果群体希望安全富裕，所有人就得要承担公民义务并有所贡献。我和杜兰特以及威尔逊一样，叹息哲学被沦落为学术界的“象牙塔”，无缘于公众和人民，更多的是卖弄学问而非真正的哲学。
在杜兰特看来，哲学加历史等于智慧，而缺乏哲学和历史的政治无法解决“社会问题”，无论在具体的解决措施上投入多少金钱。杜兰特把各种哲学理念应用到当代的种种情况，从而得出永恒的智慧，包括金钱的储藏和投机方式、遗产的累积方式，而这两种行为对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
财富创造了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使其可以“购买”知识，界定无理性权威，从而破坏了文明的道德基础。杜兰特讨论了一种文明的特点或取决于其美德观念，这一点使我对把财富等同于美德的美国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美国的这一文化带来的结果是一种可以购买的政治文化，因为它以秘密之治为基础，用秘密来逃避责任。今天，放弃了真善美观念转而投向原始积累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模式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金融系统陷入了记者马特•泰比（Matt Taibbi）所称的“诈骗王国”（Griftopia）。华尔街的金融利益像剧场的穿插表演一样左右着两党制度，使其对公众利益的大规模欺诈变得合法化。这是正是秘密对于那些当权者不可或缺的首要原因。像我在结语中所说的那样，我的皈依经历的核心在于我发现我们的秘密情报文化与过程和民主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前者会导致财阀统治、新法西斯主义以及我们政府的彻底腐败。
杜兰特没有把义务定义为对集体的不加质疑地服从，而是定义为个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优秀表现。当代思想家，比如肯• 威尔伯、安德鲁•哈维（借鉴斯里•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的观点）将这一点称之为“整体意识”或“进化激进主义”。借鉴亚里斯多德和斯宾诺莎（Spinoza）的观点，杜兰特发现道德的关键不在于意志和个人目的的自由，而在于群体以及作为群体一部分的个人如何把目的和手段联系起来。今天，我把这一思想重新表述为手段(收入)——方法(政策)——目的(无尽的战争或和平、分布式繁荣（distributed prosperity）或者财富积聚、奴役猖獗)。
教育
知识将永远统治无知。意欲自我统治的民族必须用知识的力量来武装自己。一个受欢迎的政府，若缺乏受欢迎的信息或者获取它的方式，不过是一场闹剧或者悲剧的序曲，或者两者兼有。
——美国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全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传达民主社会最内在的功能和原则，以便把自主原因（self-directed reason）灌输给人民。只有全神贯注地搞好全民教育我们才能减少社会弊病。再多的金钱都无法产生这样的效果，除非我们的努力从向人们灌输服从转向促使他们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负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杜兰特详细阐述了取消由政府界定的标准化教育的重要性，要让教育变得丰富有趣、具有探索性和开放性。此刻我不禁想起我的黑客朋友曾经把学校看成是监狱。
正是借鉴了斯宾诺莎的观点，杜兰特才得出了自己的最终构想，这一构想也
正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构想，其内容是：明主社会若要取得成功，情报的普遍分布（即智慧、知识、决策技巧）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是在一个由无政府暴民组成的社会中。今天，凭借着现在的通讯网络和连通性，在人民之间传播理性知识和技巧的可能性无限增大。
对于杜兰特来说，哲学的使命就是促进情报在全民之间的增长和传播，同时也促进他们借助理性进行鉴别区分和做出协调决策的能力。和历史不同的地方在于：历史重构过去，而哲学却试图构建一个鲜活的未来。哲学的关键不在于分析、综合，也不在于分类、重构和观点转向。创新来自于具有一个整体系统的视角，而这一视角需要通过认可方法多样性的教育来灌输。
教育多样性和人类多样性是创造和平繁荣的开源未来的关键。关于创造无限财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数学逻辑。我们的起点是人类智力是地球上唯一的“无限”资源。然后我们转向今天的现实情况，即资本主义的优缺点全都集中在10亿富人的身上。他们每年的总收入达1万亿美元，但是他们在工业化时代的范式下愚蠢地挥霍着自己的金钱，使金钱的权力控制在银行、企业和政府手中，而这些机构贪污腐败，只会聚集旧财富而不会创造新财富。
我对人脑的欣赏要归功于詹姆斯•潘姆福特的发现：一个耗能更少的人脑放在一个小小的容器之中，要比所有国家安全机构的计算机合在一起还要强大。我们可以把这一点和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所写的《金字塔底部的财富：通过利润来根除贫困》(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书中的某些深刻见解结合起来。该书作者搜集了大量信息财富来支撑自己的核心观点：资本主义聚焦于年总收入1万亿美元的那10亿富人，而剩下的50亿穷人（其中的30亿人非常贫穷，每天靠不到两美元度日）年总收入4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着4倍于10亿富人年收入的这50亿穷人所具有的内在潜力。不同于富人的货币系统，穷人的货币系统根植于传统社会价值观、着眼于可持续性和实用性（节约而非挥霍）、坚信“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的观念。穷人所唯一缺乏的就是彼此接近、获得信息和教育、获得信息和知识所能给予的力量。
任何人都不想成为穷人。在我看来，同时也是在许多着眼于贫困及其解决方案的许多作者看来，我们需要超越“授之以鱼”的工业化时代范式，甚至需要超越“授之以渔”的信息化时代范式。相反，我们应该向宇宙范式更加靠近，给他们提供工具让他们自己创造性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考虑他们自己的文化语境和时代特征，在他们而不是我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借鉴我们的分散性知识。
这就是“自主因特网”可以成为“解放科技”的用武之地，不仅可以赋予穷人力量而且也可以平衡整个人类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
透明性
界定和应用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就是在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所有交流中实现透明性——对自己透明、对爱人透明、对邻居透明、对陌生人透明。通过透明，真相得以共享。
透明是开启作为开源操作系统的文明2.0的新“应用”。透明显露真相（从而导致责任），真相产生信任，而信任是普遍和平与繁荣的引擎，是最强大的社会货币。
“我们人民”该如何拓展开源革命以实现透明、根除腐败、恢复公众作为民主社会的主人呢？
这正是我所写的“开源一切”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情报职业（决策支持职业）的第三个时代。第一时代是秘密战争、间谍和战斗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谢尔曼•肯特所界定的战略情报时代，这一时代因私密服务和军队工业情报网络的增长而蒙羞瓦解，因为这种网络可以从秘密运作中获益，而不顾对99%的人所造成的成本。第三个时代是我从1992年所写的《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一书中便开始界定的一个时代。“道德、生态、进化及情报”是“聪明国家”的时代，是“四跨”的时代（跨国、跨机构、跨学科、跨领域信息分享和意义建构），是构想良久的“世界大脑”的时代。
健康社会或民族国家的基石是公开，而非秘密。如前文所述，工业化时代的领导过度依赖于秘密、信息隐藏及自上而下的统治方法，认为“领导”知道的最多，因此可以要求“下级”俯首听命，依令而行。
在封闭的秘密系统中，领导们容易按照自己的思想偏见行事，甚至喜欢一知半解。领导们基于他们所听到的来做决定，这样他们就可能会采取违反公众利益的不道德方式。他们常常更喜欢做一些缺乏可靠情报和整体分析的决策。
一个基于透明的公开信息交流系统可以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独立地考虑和评估所有的相关信息，因为在这一系统中，所有的复杂问题都可以直接明确地得到解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都可以分享多元化的视角。这种情形为直接民主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民主里有所作为和消息灵通的公民可以通过不断的全民公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多样性——无限财富之源泉
我对多样性的欣赏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在地球上所拥有的最大的资源是人的脑力。为了应对我们现存的各种威胁和调整，我们要把所有人的脑力资源都开发出来，包括50亿穷人，特别是赤贫的那30亿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文化却拥有巨大的先天智力和改善自我的渴望，这一点是那10亿富人简直无法想象的。学术专业化并不能为智力提供保证。穷人拥有对世界的巨大洞察力，其来源是基于生存边缘的生活。世界上也有很多基本上不使用金钱的土著文化，它们保持着价值体系、物物交换和礼物经济（gift economy），这些是重塑人人获益的人类文明的必要工具。
简而言之，“多样性”的实现是通过包括每个大脑的内在价值以及每个人和所有的其他人、其他信息相“连接”的权力。特别是包括所有被现在的心态贴上“疯狂”标签的那些人，以及把多年的谎言披露给公众的“实话实说者”（truthers）。
我想重述一个哈里森•欧文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欧文是开放太空科技的发明者，同时也是若干书籍的作者，最近的一本是《踏浪者：自我组织世界中的高效领导》。他讲述了为期两天的“开放太空科技”大会的性质和成果，这次大会是他为一家建筑工程公司所举行的。这家公司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和数百万美元来设计一架飞机，使这架飞机的门不会按预想的方式运作。最后的标准是：把接触过该门的所有人都包括进来，包括地勤人员，两天的大会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使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唯一的成本就是开大会的成本。通过从下至上的方式把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包括在内，该公司取得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不可能取得的成果。
类似这种体现开放和不分等级地接受所有人参与的故事我已经读过很多。在我看来，当我们把表达的明晰性和意图的正直性结合起来时，一定要认识到多样性和由此形成的统一性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学会在我所谓“八个情报社区”之间共享信息，每个情报社区都有其自己的来源和方法，没有任何一个社区能代表“全局”。这些社区是：
1. 学术界。所有从事正规教育活动的人，从开始到博士后研究。
2. 公民社会。所有形式的公民拥护群体，包括工会和宗教。
3. 商业。所有形式的商业，不仅包括合法的，也包括D体系（非正式经济或地下经济）以及有组织的犯罪。
4. 政府。从地方到国家所有有结构的政府形式。
5. 执法部门。所有形式的执法部门，包括像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跨国组织，不包括承包商。
6. 媒体。所有的出版媒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媒体，从博客到商业世界所接受的“主流”媒体。
7. 军队。所有形式的军队，包括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跨国组织。
8. 非政府/非盈利组织。所有随政府等级的非盈利活动形式。任何未登记的活动形式都归入“公民社会”。
这种新颖的文化基因把八个情报社区的知识和基层经验统一了起来，以便整
个人类集体“身心融为一体”（one body, one mind），正如术语“人类圈”(noosphere)
——一个通灵集体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创造“世界大脑”(World Brain)来进行“世界游戏”(World Game)，在这个游戏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经由这个节点可以毫无障碍地参与主要事件。我们每一个人进而可以参与我们所关心的任何国家的决策，通过积聚集体情报、把理智和理性连贯地应用到所有分析、情报收集和制定决策的过程，我们最终可以创造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
针对“占领运动”发表过文章的《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记者马特•泰比宣称：“这是对我们社会整个方向的发自内心、充满热情、根深蒂固的拒绝，拒绝朝那浅薄的商业深渊再迈进一步，因为这深渊充斥着虚假诈骗、短期的算计、枯萎的理想、知识的破产，这正是今天美国群体社会的现状。如果存在来自自己文化的罢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99%的人普遍拒绝我们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体系今天所面临的现状，我对此也感同身受。一种新型的集体力量，一种无需领导的管理，方兴未艾。如果这种集体力量能把集体情报合适地聚集起来，“我们人民”就可以战胜始终与外界隔绝的秘密的精英统治，以便建立一个服务于所有人的全球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