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OSE Manifesto in Chinese – Chapter 6

Chinese
Steven He
Steven He

OSE Chinese – Chapter 6 – 2015_01_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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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整体系统”思维

正如一些土著文明所预言的那样,也正如一些作家所详细阐述的那样,例如大卫•柯登(David Korten)、乔安娜•梅西(Joanna Macy)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我们正处于地球觉醒时代的开端,我们可能将会神奇地融入一种更加智慧、活跃和滋养的宇宙,这是我们大部分人以前所无法想象的。实现这一预言的过程被马克斯•哈伯德(Marx-Hubbard)称为“意识进化”(Conscious Evolution),也被汤姆• 阿特利(Tom Atlee)称为“进化行动主义”(Evolutionary Activism)。
进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无意识选择到有意识选择的过渡。这也就是具有开创性精神的设计科学家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提出的“整体系统思维”(whole-systems thinking),后来被罗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进一步发展。

复杂性的挑战
“世界体系”(World Systems)或“整个地球”(Whole Earth)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不用说银河系和宇宙了。单单就地球而言,我们就有岩石圈(geosphere)、水圈(hydrosphere)、生物圈(从中分离出人类生命圈或人类)、大气圈,这些都处于极其平衡的状态,以便维持地球上的氧气和提供其他的生命条件。
为了生活在这一极其平衡的体系群之中,为了让地球表现出复原性和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中继续成为人类生活的环境,我们要表现出三种品质:尊重地球系统及平衡状态的各个细节,致力于发现和共享真相,所有事情的全部真相,致力于不对地球系统造成伤害。
自从我们放弃土著先辈们的英明方法,陷入帝国、统治、分离的深渊后,我们在上述三个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失败。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欣赏托马斯•荷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他书中的描述,该书名为《创造力差距:面对经济、环境和其他日益复杂莫测未来的挑战》(The Ingenuity Gap: Facing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Challenges of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Unpredictable Future)。这本书出色地鸣谢和综合了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我从中选择了一些精彩片段,这些片段可以在我的线上评论(online review)中看到。
 当人类制造复杂情况并误用能源和资源的时候,危险就大大增加了。
 “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这一概念要归功于大卫•哈维)压缩了时间和空间,过度产生浪费,过度积聚财富。
 我们可以从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中得知,自然会放大人类的每次扰乱,无论是多么微小的扰乱。
 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复杂性,可以预测到扰乱大系统(比如气候)所带来的后果。
 我们的社会体系和自然严重失调,而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体系忽略了自然世界的极限。
 首都华盛顿、官僚主义者,包括中情局的高级分析师,都不具备整体系统方面的培训,而这些培训被认为是理解复杂现实的必要条件。
 尽管变化的步伐在加速,但是无知的深度和对正确行事的政治抵抗也在增加。
 在政策理解、决定、行动和结果方面的拖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们损失加倍。
 人类迄今为止已经消灭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多样性。
 这种系统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重新调整人类社会和地球的新关系,灾难性的崩溃很快就会到来。
 我们的自我意识和遗传而来的信仰结构妨碍我们利用集体智慧。
 财富差距+人口迁移(migrations)=全球管理不善(poor global management)。
在缺乏情报和整体性的情况下,复杂的整体系统几乎不可能运转良好。要想明白情报和整体性的重要性,只需要看一下查尔斯•裴洛(Charles Perrow)的书《常态性意外:与高风险科技生活在一起》(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在书中他讨论了三个系统层次,它们如何失灵、诊断和矫正如何变得日益困难:
1) 简单系统失灵的方式比较简单,容易诊断和矫正。
2) 复杂系统失灵的方式比较复杂交错,很难诊断,几乎不可能从某个固定点进行矫正。
3) 我们正处于一系列的复杂体系之中,诊断和矫正的能力现在超出了任何“自上而下”实体(entities)的能力,比如政府或公司。我们的无能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
这就意味着两点:第一,我们工业化时代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系统不
仅不起作用,而且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第二,如果我们要在面临复杂失败和不断挑战的时候具有复原性,那么我们分享信息和保持访问信息完整性的方式就变得至关重要。
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根据我数十年的观察,我们许多的技术支持系统,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都是由出钱最低的投标者或出钱最高的行贿者所建造(或者是没有质量意识的中国人)。然而,我们在科技中并没有践行“预警原则”(即如果产生伤害风险的话,无伤害这一举证责任会落到提议行动者的头上),久而久之最终导致无法预见的风险和消极的反馈循环。

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复杂威胁
对于我们正在破坏和毒害的复杂环境的最大元素,有两种参考观点可以帮我们迅速而又连贯地理解。
第一种观点发表于2003年,是来自让•弗朗索瓦•理查德(Jean Francois Richard)送给人类的礼物,那时他还是世界银行欧洲的副总裁。他把我们的挑战分成了三组(包括共享地球,共享人性,共享规则),它们累加起来产生了很多人为造成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有着被“联合国针对威胁、挑战和变化的高层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所发布的声望,只关注人类面临的高级威胁,按优先顺序列出了10项全球生存威胁(贫困、传染病、环境恶化、国家间冲突、内战、种族灭绝、其他暴行、核武器扩散、 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而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问题。
事实是所有的这些威胁都是由一种统治体系所造成的,即A时代的统治体系,它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以及秘密之治(rule by secrecy)。这种统治结构在聚集私人财富问题上名目张大地向公众撒谎,当然也向立法机构、法院和国际机构撒谎。服务于公司利益的统治外化了(externalize)某些行为的“真实成本”,这给人类和地球带来巨大的损害。在系统性欺骗(systemic deception)和自我欺骗(self-delusion)的情况下,所有可持续进步的可能性都化为乌有。汤姆• 维塞尔(Tom Wessells)在他的《进步的神话:迈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The Myth of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le Future)一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维塞尔指出,在复杂的系统中,特别是在那些我们理解不对或不全的复杂系统中,“控制”就是神话,就像你吃掉“谷种”(seed corn)的同时又想取得进步的“神话”一样。维塞尔论证了脱离现实及商品和服务“真实成本”的经济理论所具有的种种缺陷。
再多的金钱也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创造一种具有关注、互用性(interoperability)和信息共享特征的文化,每次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毁灭,即使这些挑战仅仅是一个局部灾难(localized disaster)。
在《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一书中,作者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断言:若要实现可持续性和复原性,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培养一种“提升”(elevate)解决问题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文化——明白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明白掌握所有层面的事实是我们构思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第一个基本步骤。
真相——情报、整体性和透明的结合——是我们理解和根除这些威胁的基础,同时我们还要尽快实现人类对地球以及所有其他物种应有的那句箴言:“首先,不要造成伤害。”(First, Do No Harm.)

灵活回应
即使得到完全的真相,也会有一些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使社会面临复杂的紧急事件。虽然类似的许多紧急事件都是可以预测的,但是使灾难变成大灾难的往往是一种不善于计划和灵敏反应的文化。相反,复原性根植于一种预测、计划、真实敏捷反应的文化之中,这些可以增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不排除任何人。
复原性是一种吸收各种形式的震惊、攻击、混乱和意外挫折的能力,这种能力全面而又强大,不仅可以持续而且可以增长。
在《大灾难:现代文明起源调查研究》(Catastroph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s of Modern Civilization)一书中,作者大卫•凯斯(David Keys)告诉我们自然界的大灾难被认人们为是遥不可及的、不可能发生的,直到有一天它们真的发生了。只有那些事先计划并组织良好的文明在灾难发生时才能积极快速地反应,从而大大降低了干旱、饥荒或其他挑战的严重程度。精英社会中的系统腐败增加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害,因为旨在回报少数人的系统基本上不存在灵活性或复原性,这一点没有被大卫•凯斯提及但却被特德•斯坦伯格(Ted Steinberg)在其《天意:美国自然灾害的非自然历史》(Acts of God: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 in America)一书中被详细论述。人们被说服或者被允许去占据易于发生灾难的泛滥平原(floodplains)或其他地区;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串通一气,导致土地投机行为猖獗;过渡性措施,比如防洪提的建造,用的都是公费。当灾难来袭之时,就像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袭击新奥尔良(New Orleans)或者日益频繁的密西西比河泛滥那样,富人们一走了之,因为他们的高风险已经被分期偿还,而穷人和少数民族社区就被毁了。
我聚焦这些负面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真相的完全掌握——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透明,不仅仅是对于少数精英——和明智的提前计划与社区设计相结合,可以消除或者大大降低人为灾难或自然灾难所造成的生命损失及财产损失。未来还会发生灾难,但是它们会被立即解决、迅速补救。目前我们正在对地球、我们的家园以及我们共享的大气层造成巨大损害。若我们继续容忍谎言,我们就无法对这日益加剧的危机作出明智回应。
复原性开始于要求并投入于情报的严格运用,这种情报要不受限制、没有变形,并能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对公共情报的这种投入需要一个开源透明的环境,以便它能够自动传播。

历史
历史非常重要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
1. 历史是理解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很多其他人所谓的“万年钟传奇”(The Clock of the Long Now)的起点,历史从长远看来也是界定时间和责任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一点美洲土著祖先称之为“第七代思维”(seventh-generation thinking:“第七代思维”是北美印地安部落的宣言,即我们做每一件事时都必须考虑到它对我们之后七个世代的子孙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当我们以过度消耗的方式破坏蓄水层(纯净水的来源)直到它们吸收咸水而后干枯千年时,我们其实就是在把一口口“枯井”(dry holes)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除了专注于精神和宇宙循环外,我们还要像土著民族那样专注于实际问题——平衡人类知识,培养人类的可持续性。这就意味着要运用“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把自然的权力放在公司所持有的开发权力之上。
2. 历史是衡量现在和未来关系的起点。这一点在环境恶化和人口挫折(demographic setbacks)方面至关重要。懂得历史不仅可以减少对典型过去进行重大改变时的歇斯底里,同时还可以激励人们更加尊重对这些改变进行计划的需要。若我们要重新构思、重新设计我们的社会以使其具有复原性和适应性,我们不仅要克服“知识分裂”(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还要能够立即对各个学科的科学知识进行综合和运用。
3. 一个记录过去所有文化中经验教训的跨学科图书馆,可以使新一代在我们祖先来之不易的经验基础上继续前进,把鲜血、财富或精神的花费最小化。活力来自于欣然接受不同的观点,历史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达到欣赏多样性又不觉得被对抗的方式。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多样性是一种开发过去若干世纪文化历史的方式,而这一点是狭隘文化所望尘莫及的。
以上所述的每个原因背后都隐含了这样一种期待,即现代人想要权衡历史、尊重历史、并对后代人负责。然而,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历史遗失”(lost history)成了穷困社会的常态。历史,如果加以学习和权衡,便会彰显活力;如果不去承担理解历史的责任,便会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
关于这些观点,没有人比威尔和阿里尔•杜兰特(Will and Ariel Durant)阐述得更加精辟的了。他们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1)道德即是力量;2)“唯一持久的革命是人类思想的革命”。这两种观点是开源宣言的核心。当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道德罗盘”(moral compass),对内对外政策是基于谎言或不充分调查之时,这些政策不仅会产生失败和巨额成本,而且还会降低该民族国家在其他民族国家眼中的合法性。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帝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军事力量,而是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现在已经有方法来独立评估行动的真实性和连贯性,无论是国内行动还是国际行动。比如,美国的贫困现象正在加剧这一事实也已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意。
第二个观点——“唯一持久的革命是人类思想的革命”——是我们的先辈们所高度欣赏的。这个唯一持久革命的实现要靠教育,最好是包括女性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普及教育。教育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必要(necessity)。我想说的是,地球上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用之不尽的资源就是人类的脑力资源。
我们绝不能忽略历史,然而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主要表现方式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无视(to be oblivious)。在美国,无视我们祖先的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这一现象至少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了(其他地方时间更长),而这些知识对于指导人类如何与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相互尊重、和谐共生来说至关重要。其他形式的无视包括政府审查(对事实进行改写或隐瞒,经常把具体细节归为秘密,换句话说,历史只被少数人所知而非多数人所知),以及对一些有关自然界重大信息的无视,对这些信息不去观察、不去报道。
第二种方式就是自高自大,对“他人”不屑一顾。拒绝考虑或尊重受压迫民族的历史(有些人称之为“淹没的声音”),会导致知识和道德方面的贫困。而在女性及其潜能这方面,情况亦是如此。女性富有同情心的本能和男性非黑即白的“公正”(black-and-white “justice”)是有着细微差别的,这种“公正”往往由白种男性来界定,但却有害于所有人。
第三种方式是缺乏学术精神(scholarship),这“隔断”了历史,使其简直无法理解。西方人对东方人的知识不屑一顾,同时又普遍不情愿把信仰、人文学科和科学相结合,这两个因素相互结合,最终导致“禁入区”(denied areas)的出现,而这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of our own making)。
换言之,不充分了解过去的真相,就不可能预测、讨论和共享现在的真相。我们不仅需要深入钻研过去的真相,我们还必须能够接受过去的多重真相(multiple truths)——多文化真相(multicultural truths)和多类别真相(multi-class truths)。

知识分裂(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谈到科学、人文学科以及分支学科三者之间的知识分裂。要解决这种知识分裂,我们可以借助集体情报和认知科学社区(cognitive science communities),进而共同努力实现建立“世界大脑”(World Brain)和“全球游戏”(Global Game)的共同目标。
甚至在电子信息激增之前,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快速扩展已经导致了学科的分裂,而这种分裂随着分支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加剧。现存的知识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通过网上搜索得到,这是太多人的默认选项(default option)。再加上产生知识的183种语言,“巴别塔因素”(Babel factor)的严重程度要远远超过了25年前(注:《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宣称,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还要解决另外一种形式的知识分裂,我把它称为彼此不连贯地分享信息的“八个情报社区”(即学术界、公民社会、商业、政府、执法部门、媒体、军队、非政府/盈利组织)。关于这“八个情报社区”,我想阐明两点:它们都享有信息共享空间的绿色通道(“green”information commons);它们也存在着需要安全和隐私的“限制”(restricted)信息。
每个社区都拥有关于任何特定问题的重要原始数据、信息及分析性洞察力(analytical insights)。然而这些社区在培训、装备、组织、以及文化方面都没能彼此分享所拥有的信息,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内部也没能做到这一点。
以贫困为例,贫困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级威胁是因为50亿穷人所造成的疾病以及环境恶化要远远超过所有公司所造成的总和。如果关于贫困的所有已知信息都可以被结合、被获得、被提取、被用来协调——通过共享数据自动协调——所有组织的努力以及个人的努力,使其能够为特定家庭的特定需求进行特定的贡献,可以想象我们行动该是多么的行之有效啊!
或者以新鲜的饮用水为例。这八个社区对水资源进行研究的时候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寻求的结果也不同。因此,不可能得出全面而又诚实地得出水产品、水服务、水使用的“真实成本”,因为相关信息几乎不可能提取得到,即使大家都要想这样做。
这些社区以不同的方式各自记录各自的研究结果和推测。最重要的是,这些社区所记录的信息还不到它们所知信息的80%。这种不被出版的知识只能通过直接接触(direct contact)和谈话才能获知,而且交流真相的程度还要取决于“进化循环”(evolving cycle)中的透明度和信任度。
与此相比,知识的分裂更加糟糕。当你研究某个语境下的数据之时——我们该如何处理所有时刻、所有语言的所有信息——我们立即会看到在时间、空间、学科以及领域方面的更多分割。

科学与宗教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探讨一下科学与宗教的旧关系和新关系,二者之间的旧关系阻碍了整体性或整体意识(integral consciousness),而两者之间的新关系却有利于统一。科学、宗教和哲学三者相互结合,统一为整体意识。
在地球人类的语境下,毋庸置疑,宗教和灵性虽然仅仅开始于一万年前,但现在却成了人类意识整体性不可分割的部分;科学仍在成长为关于现实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的框架;哲学虽然因为外界干扰(external distractions)而大失光彩,但仍是我们解决人类核心需求的关键基础。
在我详细阐述科学、宗教及哲学的新兴交汇(emergent convergence)——这绝对是我们操作“地球飞船”(Spaceship Earth)以及恢复人类意识的核心或根基——之前,我想先简略地谈谈人类思想、心灵、灵魂(分别对应着科学层面、哲学层面、精神层面),不过是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来谈。
无论我们每个人信奉或者不信奉某一宗教,无论我们在科学或哲学方面的复杂程度有多高,我们都很幸运能够成为人,能够追求、感知和共享。
正是透明、真相以及信任使得上述人类倾向(human inclinations)在投资了时间和精力后可以获得丰厚回报。人类思想、人类心灵、人类灵魂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progressive)的根源(也是我们所谓的罪恶的根源)。“开源宣言”的宗旨就是使权力从那1%的人手中重新回到那99%的人手中,因为那1%的人剥削和贬低剩下的99%的人,而正是这99%的人才能够创造一个服务于所有人的世界。
“开源宣言”的最终结论是一个服务于公众利益的集体情报模型和一个知悉参与明主(informe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模型。在这两个模型中,我将介绍一个有利于整体系统或整体地球反思(whole-Earth reflections)的战略分析模型,以及一个所有公民都可以获知真相的攀级式自我管理(panarchic self-governance)概念——所有任何主题的关键信息都可以翻译成任何语言,随时都可以获得。显而易见,真相——情报、整体性和透明的结合——是理解和根除这些威胁的基础,同时我们还要尽快实现人类对地球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物种应有的那句箴言:“首先,不要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