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E Chinese – Chapter 7 – 2015_01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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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共情报与公民
依我个人的观点，正直性始于个人，进而以复合的方式增长。公民必须要成为“情报应召民兵”（intelligence minuteman）。
我们的下一步探索，超越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层面，可以在集体协作（mass collaboration）特别是集体智慧中找到。许多书籍都试图描述其潜在基础——不仅仅包括我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关于集体智慧的那些书籍，也包括关于文化、经济、社会“临界点”（tipping points）的文献，以及关于“无权者的力量”（power of the powerless）作为“一种政府无法镇压之力量”（a power government cannot suppress）的文献。
我的要点是：实现攀级（panarchy）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还要多久？”以及“我们能否避免暴力？”。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名为《权力转移：21世纪边缘的知识、财富和暴力》（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谈到了这一点。托夫勒指出，信息（也就是所说的情报或决策支持，即适用于支持某一决策的信息）是财富和暴力、时间和空间的替代物。这正是本书的焦点：一切即是信息，信息即是一切；如果我们开源一切，就意味着我们就开放了所有信息和所有思想，以及创造“人间天堂”，即一个受益于所有人的无“瑕疵”（bug）世界，在这种世界里没有腐败行为、没有谎言、没有对公众信任的背叛，因为所有这些都会近乎实时地被注意到。
控制未来（Taking Control of the Future）
我们发现自己现在正置身于一个吵闹喧哗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中每天都是一个挑战。我们面临的威胁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理解能力；情报和法治常常被颠覆以服务于少数精英的利益。这种混乱而又腐败的政治文化可以通过一种阻止个人获得清晰和自知（self-knowledge）的意念科学（noetics）体系来体现（一种无意识的意识文化，以控制反抗和戏剧化行径（theatrics）的方式来消除审慎的对话和参与民主）。在现代社会中，人和自己、社区、科学及精神之间关系的本质要么被片面理解，要么被操纵和颠覆。
在本书的这一章里，我要：
提供一种关于如何实现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的高层观点（high-level view）。
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型，以便把公民参与、公共情报传播和政治对话及审议相互结合，使其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在线系统，作为对无穷无尽市政厅会议（Town Hall Meetings）的保护伞。
解决“世界大脑”和“全球游戏”如何创造人类圈——这一概念是由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所构想，并被裘丝•阿贵列斯（Jose Arguelles）在其《人类圈宣言》（Manifesto for the Noosphere）一书中所扩充。
我们正处于恢复共和国之情报和正直性的临界点。时间是一种无法替换或
购买的战略变量（strategic variable）。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无法在每个管理层中用有关所有话题的情报（决策支持）来武装共和国，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意识和善意都将变得无关紧要。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扭转热衷于秘密“情报”行为，使其朝着开源现实（open-source realities）的方向发展。
许多读者都会认可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明确提出的目标——创造服务于所有人的世界，服务于100%人类的世界。显而易见，最不成熟的状态包括热衷于国家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大部分是由美国政府所挑起的或者是因美国政府“以我们的名义”进行选举投票而造成的（通常没有经过宪法所要求的国会批准）——以及热衷于秘密来源和方法。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结束对精英和专家的依赖，在四个决策层面（战略决策层面、运作决策层面、战术决策层面和技术决策层面）要求所有的决定彻底透明化。若我们在面对无法预料的灾难之时想要平衡预算、实现正常的可持续性和复原性，我们就必须重申我们的集体判断和决定权。
这是构建“分析模式”（analytical model）的开端，通过这种模式公民可以要求进行全面参与。除了上述的四个决策层面之外，我们还有三个相互交织的方面：公民方面、自然地理方面、军事方面（或者像能源、健康的任何其他领域）。而且，在不考虑对其他层面和方面所造成后果的情况下所孤立做出的任何决定（比如军事战略决定），必然会耗费巨大、令人后悔——选举决定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最近的典型例证。
美国政府是由一贯腐败的两党专制（two-party tyranny）所控制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党腐败竟然蔓延到发展核武器（go nuclear）。当时两党密谋开始每年借债1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便不断地把纳税人资金（或纳税人对所借资金的义务）上交给资助他们永久掌权的特殊利益团体（special interests），不包括无党派人士（Independents）以及其他被授权但却又被排除在外的四个活跃政党，即宪政党（Constitution）、绿党（Green）、自由党（Libertarian）和改革党（Reform）。
在由“地球情报网络”（Earth Intelligence Network）所创造的综合性分析模型中，“2004年联合国针对威胁、挑战和变化的高层委员会”（the UN’s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 and Change in 2004）把按优先顺序所列出的10项全球生存威胁和我们自己对25年内总统交接（Presidential transitions）的调查工作相结合，最终得出12项和谐统一的核心政策（core policies），以便实现连贯有效的共和国（核心政策所涉及的12个方面包括：农业、外教、经济、教育、能源、家庭、健康、移民、公正、安全、社会、水源）。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资源的一半或者更多正在被浪费的原因就是缺乏情报（基于事实而非意识形态的合理决策）和正直性（联邦政府三个分支的大规模腐败——国会、行政部门以及最近的最高法院）。在本书的简短宣言中，我只能就其要点进行评论，所举的例子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 腐败。在国会内部，专项拨款（earmark）的标准“比率”是5%。这就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参议员或代表会确保在所要求的任何方面的国家预算中都把这5%包括进来——无论这看起来是多么的荒唐或不必要——只要他们能够继续享有作为对奖励政治行动运动（Political Action Campaign）所做贡献的总数的5%。
2. 分析性无知（Analytic Ignorance）。可悲的事实是美国政府所做的决定不是基于情报（决策支持）而是基于腐败和意识形态。与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的决定使我们损失了很多生命和数万亿美元，撤销金融行业管制的决定也使我们损失惨重，这些决定都是源于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决定，是拒绝面对反面事实的决定。
3. 真实成本无知（True-Cost Ignorance）。尽管几十年来学术界、公民社会积极分子（civil society activists）、企业揭发者（corporate whistle-blowers）、政府雇员、调查记者（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及非政府研究者广泛结合，进行了无可辩驳的研究工作，但是所有的政府和公司（不仅仅是美国）都拒绝把任何商品、服务或行为的真实成本和它们的决策过程结合起来。水源、童工、避税（tax avoidance）以及极度污染都是外化成本（externalized costs）的例子，这些成本应该在每一次计算的时候被包括进来，只可惜事实上并没有。
计算真实成本（Calculating True Costs）
鉴于政府和公司拒绝对计算每种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负责，难怪每一次政府政策、收购及运作决定都情况不明（uninformed）——同时公众也因为缺乏公众情报而情况不明。最终，特殊利益团体游说（special-interest lobbying）就不可避免了。
这一认识要归功于“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先驱赫尔曼•戴利博士（Dr. Herman Daly）。正是这一认识使我意识到政府其实并没有做情报工作，因此政府意识不到真相——真实成本、真实选择——这些需要从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角度去审视。
我从1988年开始酝酿并于2002年最先在书中提出的“情报新工艺”（new craft of intelligence）旨在恢复整个情报过程的正直性（从要求到收集，从处理到分析）。在任何民族国家中，这种情报新工艺都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历史教训、全球报道（global coverage）、国家情报、间谍与秘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独自做到这一点。我以前说过，聪明国家（Smart Nation）离不开聪明的公民参与（smart engaged citizenry），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但是现在我想要强调的是，聪明国家的存在离不开真实透明的跨国信息分享和意义构建网络，因为这一网络可以创造信任，使真实成本可以被深刻而又一致地理解。
创造这样的跨国网络是至关重要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极力提倡创造一个支持开放一切的国家性开源机构（Open-Source Agency），特别是创造自由/开源软件（Free/Open-Source Software）、开源情报（Open-source Intelligence）、开放数据访问（Open Data Access）和开放频谱（Open Spectrum）。这就是我们创造一个聪明国家的方式。
我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健康，一个是关于水资源）来证明：我们作为公众必须要能够整体思考并且要明白政府和企业现在的组织形式，在银行彻底失控的情况下，是灾难性的。健康是我们可以立即纠正的领域，方式就是用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来利用信息。我所发现的最好的参考信息来自于“价格过剩：识别医疗保健花费中浪费”（The Price of Excess: Identifying Waste in Healthcare Spending）这篇文章，该文指出在医疗保健方面我们的花费有一半是纯属浪费。再加上政客和政策制定者要求个人对健康生活方式负责、要求组织对健康环境负责，而他们自己拒绝对此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允许“医疗产业复合体”（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压制有关自然和可替换疗法的信息，最终导致50%的浪费是源于整体解决办法中的高昂医疗部分，而在此之外的机会成本却占总体解决办法之成本的75%。
除了要以病人为中心（patient-centered）之外（而健康行业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力量以及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节约的三个领域：健康生活方式、无毒的健康环境（相反，我们无知地允许污染我们的食物、空气和水源）、自然或可替代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国和印度（Ayurvedic阿育吠陀医学）的传统医学。我们不是去努力开发这三个领域，相反却建立了第四个领域——手术和医药治疗（pharmaceutical remediation），从而产生了50%的浪费。
最近每个人都很关心医疗保险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不对特殊交易立法也不禁止相关谈判的诚实政府的话，每年医疗保险中的无资金赤字（unfunded deficits）现象自然就会消失。在我看来，在我们今天的医疗保险制度下所买药物的75%其要价都是不容谈判的（non-negotiable），而如果我们利用从泰国—南非—土耳其的合法批发渠道，我们只需要花费现在所付成本的1%。这一点和国会议员发放专项拨款的“费用”（fee）是同样的道理，即纳税人资助项目所用成本的5%。换句话说，国会命令我们支付所要求的100%的成本而不是只占其1%的真实成本，是因为这样可以确保他们得到那5%。他们克扣和分配公共财产（public treasury）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从这内在腐败的交易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健康不仅仅关系到人类，医疗保险与其说是一种“权利”（entitlement），毋宁说是一种责任。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全球健康网络（a global grid for health），把每个人、每种动物、每种植被、每种组织形式和每种活动类型都可以囊括在内。这种全球网络可以创造一种“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知悉他们各个方面的健康状况——如果他们正直，他们就是健康的。如果他们不正直，他们就会比在正常情况下更早死亡。
获得各种预防措施豁免权的工业肆意地污染我们的空气、食物和水源，这是一种尤其危险的欺骗，公民应该用心研究并把研究结果传播开来。毋庸置疑，我们的食物是受过污染的，并且许多家用产品也对我们孩子的健康造成了危险。再加上生产氯气和塑料的工业所释放的“潘多拉毒药”（Pandora’s Poison），我们就等于走上了自我毁灭（self-destruction）之路。
水资源是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也是证明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价值的最快方法。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做的决定，现在回顾起来很容易发现是违背公众利益的。如果我们可以按照令人信服的公共方式来整理事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做的其他决定（比如Keystone）和所允许的像“水力压裂”（fracking）这样的做法是完全违背公众利益的。如果这些事实可以被忽略，它们就会被忽略。
我们现在每天对待所剩无几的淡水资源的方式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蓄水层正迅速下降，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允许可口可乐公司、雀巢公司等无偿利用地下水，这些公司污染了地下水，然后又以塑料瓶的形式出售地下水。要明白每个瓶子里所装的水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淡水才能生产出来的。当蓄水层干涸之时，如果有海水通道，海水便会灌进来。但是，如果该蓄水层即使有可能再次注满淡水的话，至少也要等上一千年的时间。
情报领域的最大价值——成本最小的选择——在于把共享作为核心价值。同时，如果能在更高的层面（战略运作层面、战略层面）实现共享，那么全人类将会获得更大的价值。这正是政府以我们的名义所应该做的事，但事实恰恰相反。
美国的联邦政府就像大部分政府一样，不过是一堆由内阁部门和机构所组织的“烟囱管”（stove-pipes），而这些部门和机构个个都处心积虑地充分利用其“预算份额”（budget share）。信息无法共享，也没人去做战略情报（决策支持）。美国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管理”一直都很松软，并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彻底抛弃——就可以成为做战略情报的地方。
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的政府其实并不十分清楚该如何追求公众利益，因为政府的决定都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并且政府的关注点通常并不是公众的关注点）。
做公共情报（Doing Public Intelligence）
长期以来我一直强调博主（bloggers）作为公民“情报应召民兵”的重要性，也描述了公民个人可以怎样像水蛭一样（like leeches）使自己依附于具体的地点、产品、公司或个性。可以把这看成是分布式调查新闻业（distribute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一种形式，其最重要的两个特性是：1）对公众利益（public good）的个人承诺；2）专注目标，即和任何被监控的东西都处在同一位置（co-location）。 这是在情报收集阶段。在情报分析阶段，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可以被分配开来也可以共同协作，共享信息和理解信息。我们一直所缺乏的是实现这一客观目标的一种无所不包模式（all-inclusive model）。
公民可以通过开源一切的方式来监控公共政策和公共花费，从而实现“公民处处监控”的目标。
公民共同协作所获得的信息远远超过“八个情报社区”（即学术界、公民社会、商业、政府、执法部门、媒体、军队、非政府/盈利组织）单独行动所获得的信息。公民可以利用一种考虑彼此关系而非孤立看待事物的战略性分析模式来支配整体性的政策过程。这一点需要强调，这也正是“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一种巨大的文化变革，可以使每个公民都不断地做出全球性的集体努力，以便理解并做出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创造“人类圈”（noosphere）。
在情报领域有着这样一句名言：“新手争论数据，熟手讨论模型，大师谈论假设。”（Novices argue about data, journeymen discuss models, and masters talk about assumptions）在本书宣言中，我已经在前面谈到过数据（我们需要得出“真实”成本的数据），现在我要提供一种如何组织公民情报的模型。至于假设我将会在本章最后一部分讨论建立“世界大脑”和“全球游戏”时谈及。
我所谓的这个模型是由“人类面临的10大威胁”（10大威胁包括：贫困、传染病、环境恶化、国家间冲突、内战、种族灭绝、其他暴行、核武器扩散、 恐怖主义、跨国犯罪）、“12项协调的核心政策”（12项核心政策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农业、外教、经济、教育、能源、家庭、健康、移民、公正、安全、社会、水源）9和“八个人口选手”（eight demographic players: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未知数/Wild Cards）组成的三维矩阵（three-dimensional matrix）。无论我们怎么做，这八个国家都会对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除非我们能应对挑战，首先创造“聪明国家”进而创造“全球人类圈”。政府和公司不会为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它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所有领域里都有专注而又坚持情报和正直的高素质公民。
这一公民分析模型（Citizen Analytic Model）本质上是其实是一个四维模型（four-dimensional）。该模型专注于有着优先顺序的10项人类高层威胁，确保每项威胁都可以通过内部的政策协调来解决；尊重创造解决办法的迫切性，这些解决方法要能够被那八个“拥有”未来的国家所接受；通过尊重和综合“八个情报社区”的知情而又多样化视角来增加价值。
迄今为止，开放世界所一直缺乏的是一种战略分析模型，这种模型可以使得共享信息不遗漏任何欺骗、浪费或滥用（腐败）行为，也可以使得多样化的努力相互协调而又不强加“控制”。虽然开放数据访问至关重要，但是开放分析模式对于加速信息分享和意义建构来说也同等重要。
针对公共情报的博客（Blogging for Public Intelligence）
“Linux” 模型是一种针对公共情报的模型，这是一个全球分布的志愿者网络，其透明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名声。具体来说，其所有运作都是在一个可以提供连贯性和质量控制的志愿性等级结构中进行的。
假设每个地区代码（zip code）和人类的10个高级威胁以对号入座的方式组织起来，有着类似矩阵的相对应博客组织来实施12项核心政策（以及涉及该层利益的所有其他政策），这样一来集体便可以每天了解其主权地带（sovereign terrain）的动向，同时又能够持续地专门研究不利于公共利益的某些公司、个人或行为模式。
假设每个地区代码和国家预算的每个预算线（budget-line）以对号入座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样就能确保公众可以监督金钱花费的方式和时间。
这是一种今天不存在的审查层别（level of scrutiny）。尽管人们做出了许多卓越的努力，而且大多还是通过国家级的组织方式，但是还没有人能够设计和实施一种能够跨越所有界限（包括地区界限、技术界限、思想文化界限）的信息分享和意义建构“网络”（web）。缺乏公共情报的参与民主制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在Phi Beta Iota the Public Intelligence Blog这一博客中，可以获得大量的免费信息，包括关于如何做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的在线手册。
参与民主制（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现在我要谈一谈“知情公众”（informed public）可以如何变成“参与公众”（engaged public），用知识所赋予的力量来恢复共和国（the Republic）并成为世界的榜样。
今天的政治“对话”是虚假性的对话——带有表演性和虚夸性，受到意识形态而非情报的驱使。政客们很容易撒谎，因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再次当选和个人富裕（personal enrichment），结果导致华尔街和诸多工业化时代的复合体（农业、教育、能源、司法、军事）废除管理监督，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满足最上层那1%的人的狂热贪婪。
接下来我要谈一谈该如何组织一个免费的在线审议对话系统（online deliberative dialog system），以便能够把所有的公民和所有的信息连接起来（包括真实成本方面是信息），并且能够制定与现实及平衡有关的审议对话，这一点被美国的两党专制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专制政党所忽略。
为了产生预期效果，知情参与民主（informe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必须具备以下几种能力：
能够学习并知悉任何相关信息，理解每个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寿命周期的真实成本，或者说是社会生态经济学（socio-ecological economics）的真实成本。
能够在一个追求平衡、可持续预算的共识框架（consensus framework）内聚集知情意见，以便阐明可替换平衡（alternative trade-offs）。
能够监督所有层次（从地方到全球）的立法和行政决定，在政策过程（policy process）形成的过程之中进行权衡，而不是在其成为事实之后。
能够监视执行过程及结果，使行政人员和立法人员对其决定负责。
能够介入其中，撤销进展不利的执行过程或结果，或者召回违背公众所界定的公共利益的行政人员或立法人员。
上述的几种能力可以转化为一个功能需求文档（functional requirements
document），我已经将其放在了网上，此处不再一一赘述，其要点如下：
每个人都要以匿名或实名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你要决定自己的参与水平。如果你选择成为决策集体的一部分，无论是关于任何特定问题或者在任何特定地点，那么你就拥有了该集体具有的权力并且能够获得执行审议对话的信息和工具。
唯一可见的标识符（identifier）就是地区代码和政治偏好。这对于聚集因地区、政治团体（political grouping）以及相关问题而产生的担心、偏好及观点来说至关重要。
在聚集完政治偏好后，要向更大的群体展示他们所作选择的真实成本，并在宏观层面展开审议对话（有限数量的混合声音聚集在一起而非所有人同时讲话）。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种时时可见、真实而又可替换的预算语境之下（包括平衡预算），以及一种时时可见、近乎即时的“地球仪表盘”（Earth Dashboard）的语境之下。“地球仪表盘”是由梅达• 加贝尔（Medard Gabel）所一直在设计的，它把所有领域近乎即时的信息力量和“高级可视化”（advanced visualization）的力量结合了起来——“高级可视化”这一领域的先驱是罗伯特•豪恩（Robert Horn）和彼得•莫尔维尔（Peter Morville）。
候选人应该在预算假设的基础上提供清晰的政策目标，以便和现存党派（existing partisan）及在线 “共识”（consensus）预算作比较。
此处不进行描述但却容易实现的一点是从候选人那里筛选某些政策方案（policy solution）的联合预算（coalition budgets），。
最后，候选人需要提前提前宣布他们的内阁，并且在选举日之前提供所有政策领域的平衡预算，最好是以众包（crowd-sourced）的方式。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知情并参与其中的公民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常识政
策（common-sense policy）和预算，同时还要求他们的候选人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完全的透明：结束虚夸行为，恢复我们选举系统的正直性——长期以来，我们的选举系统被两党专制和华尔街“大佬”们所破坏。
在我们实现上述真实民主的“涅槃”（Niavana）境界之前，还缺少两个要素。其一，近乎一半的有资格投票者并没有参与投票；其二，每个公民都缺乏真实成本信息的可信来源。正如对伊拉克的选举战争（elective war）被告知为一场“自掏腰包”的战争，且我们会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欢迎，可结果却表明这场战争隐藏着935条谎言，并且耗费我们3万亿美元，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
对于任何特定政策、产品、服务和行为的真实成本，我们必须要有准确可信的信息，否者就会使所有行动陷入瘫痪。就美国而言，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已经陷入这种情况有半个世纪了，其中八个社区中的每一个都参与了我所谓的“失败范例”（Paradigms of Failure）。
值得一提的是，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些信息提供给“美国选举”（Americans
Elect）组织，只可惜我的奇思妙想被糟糕地闭门执行（behind closed doors）。他们拒绝改变自己A时代的心态——“我们会决定谁可以胜任，我们会保留造假账（cook the books）的能力。” 而B时代的心态却会为公众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同时又不造成妨碍，只是专注于确保整体的正直性。
创造“世界大脑”（World Brain）和“全球游戏”（Global Game）
在我心中有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我们近期内就可以在国内创造一个“聪明国家”（Smart Nation），以及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显然这一世界可以恢复共有资源的和谐性和可持续性。一种有关宇宙真相与和解的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这种运动就从我们开始。
“我们就是自己所一直等待的人”（We are the ones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这一强大的文化基因已经被自私所淡化——甚至那些最善意的努力也选择成为渺小的烟囱管（stove-pipes），和其他人相脱离。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来协调和加速善意。真相是免费的，情报是免费的，正直也是免费的。
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和重建不能单单依靠恢复八个社区（即学术界、公民社会、商业、政府、执法部门、媒体、军队、非政府/盈利组织）中所有组织的情报和正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必须要首先恢复我们自己的情报和正直，然后和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以创造“世界大脑”和“全球游戏”——技术专家可能会称之为“韦伯4.0”（Web 4.0），而意识共同体（consciousness community）的成员可能会称之为“人类圈”。
要想成为一个能够滋养全球的“聪明国家”（Smart Nation），必须进行四项改革：统治改革、选举改革、情报改革、国家安全改革。只有这样，当我们的模型被采用时，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尽管终结单边军国主义（unilateral militarism）、虚拟殖民主义（virtual colonialism）、掠夺性的不道德资本主义（immoral capitalism）当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们仅仅挽救自己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帮助他人利用信息，即利用共享信息和跨国决策支持来实现无穷财富（infinite wealth）。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奉行像“开放农场”（Open Farm）这样的活动倡议，以创造低沉本、易复制、易修复、节能（energy-smart）的开源工具（硬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巴里•卡特尔（Barry Carter）在其名为《无尽财富：协作与富裕的新世界》（Infinite Wealth: A New World of Collaboration and Abundance）一书中谈到了这一点，他强调我们需要解构（deconstruct）官僚制度、解放个人以便实现自我组织（self-organize）。
我们还没有共同认识到：为地球上所有人创造无穷稳定财富的最快方法就是为30亿求人提供免费手机和免费信息访问——不一定是通过智能手机连接因特网，而是能够免费连接到所有“呼叫中心”（call center）的简易电话，这些“呼叫中心”可以利用因特网和后台处理（back-office processing）按需要来回答所有问题。
我在这里构思的是一种免费访问人权或特权方面实质信息的概念，然而你可能想把它界定为任何国家或集体的绝对不容辩驳的属性，只要这个国家或集体想要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复原性和繁荣。
我看到一些城市、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呼叫中心的相对微小成本与其所获利益相比是完全值得的——能够使用所有必要语言，能够处理呼叫负荷（the load of calls），其方式是通过集中与分散的参与者相结合，有些是有偿的，有些是志愿的。呼叫中心的杠杆作用会使社区或国家摆脱贫困，进而利用分布式情报来创造无穷财富和实现持久和平。
这种呼叫中心网络发挥价值和实现目标的必要前提就是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个人手机，特别是那些穷人中的穷人。手机就像是贫困者的家庭住址、赤贫者的个人钱包、文盲的记忆库。解放科技（liberation technologies）可以生产免费手机，并实时得免费接收无线电频道。
印度是这一想法最为复杂的试验地（testing ground），希望印度会考虑采取这种想法。
最后，我想分享一种创造和平繁荣世界的深思熟虑战略（deliberate strategy）。
开源宣言的实质在于透明和真相会促进信任，而信任会降低业务成本这一被证明的事实。工业时代把“信息病态”（information pathologies）发展到了极致，使腐败发生在最高层，用秘密来逃避责任。上述战略始于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和共享，然后通过正直地运用开源一切来发展壮大，以便使得跨国信息分享和意义构建，以及所有信仰和价值观的统一成为可能。该战略以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one for all, all for one）的完全负责（total accountability）而结束，同时还有“黄金法则”（Golden Rule）和“不爱战争”（Love Not War）。甘地（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罗恩•保罗（Ron Raul）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作为经济体和作为社会，我们失败的原因在于忽略了人类尊严的不可替代价值以及真相的价值。在我看来，任何成本的真相都会降低所有的其他成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拥有情报和正直，但我们却允许“幻想帝国和壮观胜利”（empire of illusion and triumph of spectacle）凌驾于我们的情报和正直之上。现在是起来反抗的时候了，以非暴力的方式用情报和正直来恢复“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然后使30亿穷人能够进入因特网和网络圈（cybersphere），最终进入人类圈的通灵集体，从而增强他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确保信息的正直性（不仅涉及正在研究中的领域，比如农业；而且也涉及整体，包括家庭、食物、健康、移民和水源）。我们还要确保现实和所有现在及未来预算之间关系的正直性。“控制欺诈”（Control Fraud）对我来说是个新术语，它指的是任何政府的行政部门对立法规定职责（legislatively mandated duties）的刑事疏忽（criminal neglect）。我不去指责华尔街的高犯罪率——它们的出现是因为腐败的联邦政府，因为在这样的政府中被选举、被任命的个人以及行政部门职位、信息不足的职位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了公众信任。失去了正直，政府就会缺乏效能和合法性。我的个人目标是尽快以非暴力的方式来恢复共和国以及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
我们可以创造人间天堂（heaven on earth），其存在的环境是一种致力于欣赏式探寻（appreciative inquiry）和知情参与公民（informed engaged citizenship）的非暴力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可以实现跨越所有边界、囊括所有社区的“非零社会”（nonzero society，即共赢社会）。
结论
我个人对未来是比较乐观的。我同意下面这一普遍观点：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可以实现意识进化（conscious evolution）以及把人类提升为地球的建设管家（constructive steward）。
我们必须先自我治愈，从我们中能够负担因特网访问以及具有奢侈时间去反思和行动的那些人向外扩展。然后再考虑那50亿的穷人，特别是其中的30亿极度贫困之人，他们的脑力资源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用之不尽的资源。要实现智人（Homo sapiens）的成熟，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或许多达一个世纪的时间。
我只能推测，但我相当确定人类圈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的思想，而且还包括所有生物体的思想。
杰夫•贝佐思（Jeff Bezos）——亚马逊网站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全面的革新者——曾经说过我们正处于人类几乎难以想象的巨大“爆发”（break-out）的初期，关于这一点我想补充的是“所有的生命形式现在也同样处于这一时期”。
凭借着开放软件（Open software）、开放硬件（Open hardware）、开放频谱（Open spectrum）、开放数据访问（Open data access）、以及开放情报（Open intelligence）赋予我们的力量，实现开放民主便指日可待。
我们必须摧毁由华尔街资助的两党式财阀统治系统（two-party plutocracy system），这一系统使得1%的人把绝大部分的财富聚集在自己手中，不仅在美国是这样，而且在全世界也是这样。我支持“真相与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而非“守望相助的暴力”（vigilante violence）。那1%的人必须“想要”和我们一起努力去创造服务于所有人的世界。只有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才能够为公共利益创造如此势不可挡的力量，以致于可以成功应对根深蒂固和异常强大的反对及统治。
若能彼此连接，我们便是一个整体（Connected, we are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