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E Chinese – Chapter 8 – 2015_02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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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语：我的皈依经历（Conversion Experience）
对于这一转型时期我有着独一无二的见解。二十五年前，也就是1988年，我从一名间谍和秘密情报专业人士转变为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的倡导者。当我说“公共情报”这个词的时候，我指的是公开的决策支持：道德的来源、道德的方法、道德的目标。决策支持（或情报）指的并不是信息，甚至也不是像操作手册或金融简讯（finance newsletters）那样的专业性信息，也不是被广播的信息或者被多数人所利用的信息。
决策支持（或情报）指的是为了回应某个人或者某个决策组织的具体情报需求而特意搜集、处理、分析和呈现的信息。没有这个需求，决策支持就不应该进行，也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公共情报指的是为公众服务的情报——只使用合法的、道德的来源和方法。这一点是每年耗资800亿美元的美国秘密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做得非常糟糕的地方，因为它只服务于一个人，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下面我来谈一谈我的转变（metamorphosis）是如何发生的。
在我36岁那年，也就是1988年，我很荣幸应海军陆战队情报部（Marine Corps Intelligence Division）领导的邀请，去帮助建立海军陆战队情报中心（Marine Corps Intelligence Center），这在当时是美国最新的情报能力（intelligence capability）。由于是最新的设施，我能够采取“全新”的方法（“clean-sheet” approach）来应对挑战，最终的情形是分析师们拥有了更好的桌面工作站（desktop workstations），优于秘密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文化氛围，以及那个时候支离破碎的断开式功能（disconnected capabilities）。
我担任这一职务之前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海外经历，我是一名石油工程师儿子，做过步兵指挥官（infantry officer），做过中情局的秘密案件承办人（case officer）。我是里根共和党的支持者（a Reagan Republic），我相信美国政府的重要性以及美国作为“积极力量”（forces for good）的重要性。我从未想过要去质疑“以我的名义”所制定的政策，比如“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这不过是聚集财富的假象而已），或者美国一直致力于全球霸权（global hegemony）和对地球上44位独裁者中42位的支持。我从未停下来去考虑秘密世界所作所为的深刻影响、秘密世界所作所为的原因、或者秘密世界及其军事工业“老大哥”（military-industrial “big brother”）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
作为高级文员（senior civilian），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沃尔特•卜瑞德三世（Colonel Walter Breede, III）的特别助理（Special Assistant）和副手，我得以负责2000万美元的预算来创造顶尖级的秘密情报设施，以便捕捉所有的秘密信息，包括拦截电话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从国家安全局那里）、军事及其他“高优先级”目标（“high-priority” targets）的图像（从国家侦查局那里）、以及来自秘密人类情报（Human Intelligence）的报告信息，后者是来自我的前雇主，即中情局的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
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 Virginia）一座大楼的地下室，我安装了机密设施，在该设施的一角我放置了一台可以连接因特网的电脑。在1988年的那个时候，“因特网”还没有发展起来，也并没有像在1994-1996年这段时间那么普遍。那时因特网连通性（connectivity）的首要驱动者是个人而非组织。在当时，因特网和海军陆战队情报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一项名为“来源”（The Source）的服务，藉此可以介入商业服务、进而介入像“LEXIS-NEXIS”这样更大的资料库，以及一些在线信息来源和数据库。
在花费了2000万美元来为分析师们提供最好的工作站，包括以花费纳税人数十亿美元为代价从而实现对所有信息的完全访问之后，我注意到分析师们都在排队等候使用可以连接到因特网的一台电脑。你可以想象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多么地大吃一惊啊！
当我询问原因的时候，我了解到尽管分析师们能够访问所有可获得的秘密（这些是非常有限的，即非“所有”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也并非“秘密”），但是情报服务并没有处理、审查和分析大批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关心的第三世界地区的信息——比如像布隆迪（Burundi）、海地（Haiti）和索马里（Somalia）这样的地区。换句话说，美国的情报界并非并且也不能为海军陆战队提供情报支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整个情报界其实就是一只“纸老虎”（Paper Tiger），其存在的目的就是把纳税人的钱注入到那些受优待公司（那些贿赂国会议员的公司），而其实并不对产出情报负责!
对此我十分震惊。我对收集秘密情报效能的坚信瞬间蒸发了。我意识到我们——美国政府的实际工作者——在收集秘密情报的时候一直都瞄错了方向（look through the wrong end of the telescope）。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精力去窃取来在像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禁入区”（denied areas）的机密情报，但却忽略了其他地方大量可获得的开源信息。在这种语境下（信息和情报的语境下），“开源”意味着公众通过道德和合法的方式获得的以183种以上语言呈现出来的信息——这是热衷于秘密的美国情报运作所忽略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来源包括商业来源、教育数据库、社交网络、各个地区的记者。
直言不讳地说，我发现美国秘密情报界只是搜集其自认为秘密的信息，却忽略了世界上所有语言中非秘密的80%到90%的信息。我现在明白他们为何这样做了：他们误以为他们是在从事秘密而非决策支持（情报）；他们以为他们的消费者，能够访问所有的开放信息，会对信息开放来源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负责。
有些人在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埃尔斯伯格对基辛格的训话），但是我将这一意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创造功能失调（dysfunctional）的秘密世界的可行替代方案（viable alternative），这种秘密世界目前所消耗的纳税人资金的比例与其效能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事实上，如果你聚焦于中情局的“无人机猎杀计划”（drone progam）——该计划可以不经正当程序杀人，违反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公约——你就能够合理地说秘密情报和秘密运作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秘密世界所没有意识到的是情报的消费者不明白如何获得情报，其原因是如果作为决策支持想要行之有效就必须运用一套需要大量职业化和纪律的程序：需求定义（requirements definition）、搜集管理（collection management）、单一来源发现及验证（single-source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多源信息融合（multi-source fusion）、自动和人为处理、自动和人为分析、最后是对人类“决定者”（human “decider”）的视觉化和呈现（presentation）。在这一点上，创造只需要30秒钟来理解的单一图像技能就会导致“决定者”在三分钟内读完该页中的其余部分并“理解”（getting it），即能够利用搜集的情报得出答案或者避开成本并获得针对特定目标的优势。
当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现代的“开源情报运动”（Open-source Intelligence movement）就意味着已经诞生了，因为我，当时作为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个人，决定将把情报（决策支持）技术推向下一个高度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我的目标就是教政府该如何利用开放的信息来源，如何认识到国力的各个部门——每个内阁部门、每个机构——都需要情报支持，他们需要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情报支持。
秘密情报世界的弱点
现在让我们快进到2008年，已退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司令托尼•辛尼（General Tony Zinni，USMC）所说的一些话被记录在案，他说当他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总指挥（Commander-in-Chief of the U.S. Central Command）之时，他所收到自己所需的秘密来源和方法的信息最多只有4%——只有4%啊！这4%的信息花费了纳税人现在每年800多亿美元，大部分都花费在企业雾件（corporate vapor-ware）上（大量的项目通过了不能交付表面上合意性能的提议），这种浪费还包括雇员和计算机通过搜集大量从不进行分析和研究信息的提议。比如，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所处理的信息还不占其所搜集信息的5%，而且对于大部分的事项，连1%都不到。对于这些从未被处理和分析的所搜材料的成本，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从1988年到1992年，当时还是公务员的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努力让秘密情报世界聚焦于开源情报。那个时候，甚至2012年的今天当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情报界仍将其最小的开源情报活动归为机密，声称美国政府关注X，Y或者Z这一事实使其成为“秘密”。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也是我进行直接公共服务二十年的一部分，想去证明信息分享、政策、购买和日常行为的和谐怎样可以大大改善，只要我们去做非秘密（即开源情报）的决策支持，这样做明显的好处是可以将其与公众共享、与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所有的其他组织共享。
作为海军陆战队情报处（Marine Corps Intelligence）的二级文官，我曾是大量国家级委员会（包括“外国情报需求和能力计划委员会”/Foreign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and Capabilities Plan Committee）的一员，因此我能够提议把注意力转向信息的开放来源和第三世界。然而，我的建议没人理睬。甚至，当美国海军陆战队鼎力支持某一倡议之时——比如，将国家情报话题（National Intelligence Topics）的1/3分配到第三世界及“最有可能”的冲突上，而非“最糟情况”的冲突上（那时是苏联，现在时中国）——国家安全复合体（national security complex）仍然拒绝改变主意。
1992年我觉得沮丧不已，因为秘密的官僚机构不愿将一丁点儿资源从“禁入区目标”（像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样中情局可以不受惩罚地运作的地方）转移到所谓的“全球报道”（Global Coverage）上（其他99%的人——恰似现代的占领运动）。于是，我就说服我的海军将官（flag officer）——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处处长（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of the U.S. Marine Corps）——允许我组织一次有关开源情报的大会。
中情局——国外广播信息服务（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之家，因此也是秘密世界唯一真正的开源情报单位（OSINT unit）——名义上对开源情报负责，因为它涉及到秘密来源和方法。中情局特工说他们出席的条件是大会必须秘密举行且只有通过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的美国公民才能被允许出席。意识到这一要求的愚蠢荒谬，我便通过有关渠道像美国海军上将比尔•斯图德曼（Admiral Bill Studeman）提出恳求，他当时是中央情报处的副处长（Deputy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在他的指示下，中情局出席了秘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的、跨国的大会。我预计会有150人参会，但结果却有大约650人出席，其中75%的人是在门口签约受雇的承包商，他们惊慌失措，害怕可能错过下一件“大事”（big thing）。出席大会的还有15个瑞典人，其领导者是斯蒂文•德迪耶尔博士（Dr. Stevan Dedijer），他是当时被称为“商业情报”（Business Intelligence）的创始人。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商业、竞争性或商业性情报运作和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并不一样。前三者被它们的实践者界定为专注于开放来源和道德方法的利用。今天对它们的界定就有所变化了，商业情报指的是把数据挖掘（data-mining）的结果和内部信息相比较；竞争性情报主要指的是研究竞争对手；商业性情报是一个新术语，指的是把“360°意识”（360-degree awareness）和致力于仔细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的内容包括公众需求、公共环境、所有可能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威胁。
1992年12月初，大会进行了三天。一位认识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参会者递交给托尔勒一份会议记录（Proceedings），而这份会议记录成了他名为《战争与反战争：21世纪初的生存之道》（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th Century）一书中“间谍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Spy）这一章的基石。
四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次大会。我相信这么高的参与度是因为我们对所有到来者的开放，以及回应广泛邀请的多样性。通过开放的方式，我们吸引了多样化的观点，这一点是中情局从来都未曾做到的，因为其对秘密的热衷使其工作只关注“双边”（“bilateral”）关系以及非常狭隘的信息分享交流。我现在意识到中情局一再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从来都没能把握大局。由于知识的破碎及其和彼此之间缺乏沟通的特定领域的分离，中情局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揭露脱离语境的小秘密而非更大意义上的连贯整体。中情局还特别依赖对外联络服务（其他政府的秘密情报元素）以实现大部分其所声称的通过秘密方法获得的情报。由于对断续信息（disconnected information）的过度强调，秘密世界里的任何人都无法把握全球现实（global reality），更不用说能够处理183种我们不明白的语言所呈现的关键信息了。数十年之后，我会帮助开创“信息运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其宗旨是使所有语言的所有信息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下面这一来源不明（unattributed）的引语将秘密情报、开放情报和信息运作的关系放在了现实背景中（put in context）：
“秘密情报是所有来源情报的10%，而所有来源情报是信息运作的10%。”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它也包括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其目标是综合大量信息以提供关于世界事务的元视角（meta-perspective）以及为每个人提供每个相关重要问题的决策支持。“信息运作”（IO）是我们所有人能够为自己而做的事情（比如，答案的众包/crowd-sourcing），尽管在美国政府中信息运作已经腐化到卑劣的秘密情报以及对所有通讯的秘密控制，甚至包括监控每个公民而完全忽视法治。
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在1992年12月的大会成功之后，当我获得允许像第一次那样去进行后续会议的时候，海军陆战队的律师们不允许我再次组织会议，他们声称但凡“理智的人”（“reasonable man”）就会认为第一次大会成功的原因是我以公务员的身份滥用职权，从而影响别人来参加。后来，我辞去了这一非常有前途的终身行政职务，单枪匹马地开始教政府明白他们掌握开源情报的迫切性。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弄明白我其实本该先着重教公众如何进行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而不是去教那些愚蠢至极的组织如何去捕捉信息而后却把公众和大部分客户想要知道的信息归为秘密。
开源情报应对挑战（OSINT Rises to the Challenge）
1995年我受邀为“阿斯平－布朗委员会”（Aspin-Brown Commission）作证，该委员会之前被熟知为“美国情报界角色和能力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Role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在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参议员约翰•华纳（John Warner）密谋摧毁“1992年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92）之后，“阿斯平－布朗委员会”以一种姿态而创建。“国家安全法案”是由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和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所共同制定的。正如参议员华纳所直言不讳的那样，他不会忍受“合理精简”（“right-sizing”）维吉尼亚的任何东西，因为“合理精简”就意味着“裁减” （“down-sizing”）。
“阿斯平－布朗委员会”做得很好。其报告和建议也都非常合理，但却容易被忽略。众多中央情报局局长（Directors of Central Intelligence），包括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都拒绝执行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关于他们对开源情报的质询（inquiries），他们有四个证人。那时候还是国家安全顾问（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的托尼•莱克（Tony Lake）秘密作证，但据说他承认他曾直接给他的朋友打过电话以获取不为秘密来源和方法而烦恼的可替换观点（alternative viewpoints）。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卫• 沙诺夫实验室（David Sarnoff Laboratory）的代表作证说（这并非是我的编造）他不确定开源情报为何物，高清电视可能会将其阐述得更加清楚。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位代表作证的大意为美国政府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网上，他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
然后我开始了作证，向“阿斯平－布朗委员会”成员（其中前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和美国空军退役将军卢•艾伦最为全神贯注）介绍了狭隘关注秘密情报和方法的潜在阻碍，以及忽略所有能用开放来源和方法解决问题的机会成本。我援引自己为俄克拉何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所写的第二篇论文，该论文是关于我所工作过的三个海外大使馆所搜集到的信息，最终的结论是华盛顿政府只利用了所获相关信息的2%（搜集20%的海外信息，在泄露80%的关于如何将信息发送或者不发送回去的过程中）。那天结束的时候，艾伦将军问我是否愿意做一项基准训练（benchmark exercise），因为有一个人打电话反对美国整个的秘密世界，包括中情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国家侦察局（NRO）、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以及很多有关军事、执法和其他方面的秘密元素（secret elements）。我同意了。他然后去找该委员的幕僚长（Staff Director）布瑞特•斯奈德（Britt Snider），回头他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四，周一上午十点之前想要秘密世界的一切都发生在布隆迪。斯蒂尔先生，你要在周一上午十点之前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当时正在赶往拉斯维加斯（Las Vegas）去参加一项大会的路上，所以我就给我的助手打了电话，让她把五个电话号码传真到我所住的酒店。星期五那天我打了一天电话来恳请五家大商业公司的免费支持。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商业公司。周一早上十点，我给委员会提交了如下材料：
来自LEXIS-NEXIS，报道布隆迪和卢旺达的高级国际记者的姓名和联系信息，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直接采访，以获得记者没有发表但却万分宝贵的有关腐败的信息。
来自费城的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过“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来查找有关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前100位学者（最常被引用），每一位都和未出版的有关领域专家（unpublished field experts）有联系，对他们所有人进行采访，这种独一无二而又客观真实的视角是无法通过秘密来源和方法来实现的。
来自英国的牛津分析公司（Oxford Analytica），以前为大多数政府和工业的高层所写的22页的执行摘要（executive summaries），其内容是关于在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宗族灭绝（genocide）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对当地的影响也包括对其他人类的影响。
来自简氏信息集团公司（Jane’s Information Group），该集团公司周末召来一位分析师，这完全是对非传统武装部落（armed unconventional tribes）的开战指令（order of battle），包括对其“技术性能”（technicals）的描述（比如，日本丰田带有机载机关枪的小货车）。在这个时候，中情局仍然还在关注和崩溃政府（collapsing governments）有关的力量，完全不懂得该如何评估相冲突的非政府力量。
来自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东方了望公司（East View Cartographic），一个带有轮廓线的俄罗斯1:50000军事作战海图的完整库存。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认真对待过第三世界，直到今天还没有世界上90%地区的可用地图。
几个周以后，我能够把SPOT图像，一个法国卫星图像公司，加入到我的贡
献者名单中了。他们拥有布隆迪所有1:10m的卫星图像（足以更新1:50000的作战海图），晴朗无云（cloud-free）且都已归档（要比重新搜集便宜得多）。
美国政府只能进行有缺陷的地区经济研究和乏味的区域地图。我知道他们的行动注定会失败，原因很简单，秘密世界对第三世界及和“超级威胁”（包括现实的和人为的）不相关的问题完全熟视无睹。当时的超级威胁包括中国、伊朗和俄国。政府机构热衷于“总统眼里的秘密”（“secrets for the President”）以及被认为会造成核威胁的“禁入区”。他们的工作对于向其他人提供有关其他问题的决策支持来说没有一点点作用。自从2001年，政府情报就一直热衷于恐怖主义团体和“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作为恐怖分子前间谍的我曾经在福克斯电视台（Fox Television）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伪战争（fake war）。从此该电视台再也没有邀请过我。
在接下来的17年的时间里，作为“开源解决方案网络公司”（Open-source
Solutions Network, Inc.）的首席执行官（一直到2010年），我有一个全职雇员，那就是我自己，我充当着开源情报的“苹果佬”（Johnny Appleseed）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我通过在东道主国家内举行“邀请研讨会”（invited seminars）的方式向20多个政府介绍开源情报这一概念。同时，我还直接培训了来自36个国家的职业中期官员（mid-career officers），通过免费的在线网站影响更多的人。有两个部分成功（partial success）的例子，但也仅仅是部分成功。一次是2000年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66位将军和上校没有听懂我的要点，但是东道主听懂了），一次是1997年拜见彼得•斯库梅克将军（General Peter Schoomaker），而后拜见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他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明白了我的要点，并下令创建美国政府中已被证明迄今为止唯一有效的开源情报单元（J-23）。多年以来，该情报单元满足了全球特种作业世界（special-operations world）40%的情报需求，每年的花费在1000万美元以下。剩下的60%的情报需求，我估计秘密世界只能满足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满足不了，主要原因是秘密世界远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能力强大。
另外一个提示（side note），开源情报并没有把所有的间谍和秘密行为给淘汰。开源情报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情报标准的同时又要求我们为所有人提供情报。
2000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邀请我向北约（NATO）国家的军事情报首脑以及“和平国家伙伴”（Partnership for Peace Countries, 主要由脱离苏联的东欧国家组成）的首脑介绍开源情报的基本情况。
开源情报手册写完后，一本给了国防情报局、一本给了北约组织，一本给了
特种作战部队（民政事务）。开源情报的预算分配与日俱增，但令我苦恼的是，开源情报的概念立马就被腐化了。不是去培养对有着真实语言和文化资格（cultural qualifications）的外部专家（external experts）的直接开放，和我打交道的政府官僚机构（government bureaucracies）把数亿美元分配给我们所称的“在座的”（“butts in seats”）——有着上网（surf the Web）许可的公民。
开源情报的协同进化（The Co-Evolution of OSINT）
2002年，我通过《民主之道：利用协同情报来创造受益于所有人的世界》（The
Tao of Democracy: Using Co-intelligence to Create a World That Works for All）一书
发现了其作者汤姆• 阿特利（Tom Atlee）。他后来于2004年在我1992年所开
启的跨国开源大会上发表讲话。如果说像海军陆战队情报中心这样的秘密世界的
失败开阔了我的眼界，那么阿特利的书及其对协同进化文化的概括描述则为我照
亮了前进的道路。协同进化的先驱包括斯图尔德•布兰德(Steward Brand)、霍华
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等等。
“协同进化”这一概念包含数千年的自然发展，其中动、植物的生命通过相
互支持的复杂生态（complex ecologies）进行改变和增长，它们共同进化，彼此
相互依存。最根本的是，“社区”（community）并非是选择性的，而是人类进化
和生存的必要条件。数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破坏社区，脱离自然，最终意识到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拯救在于和我们“自然的根”（natural roots）重新连接起来。
因为汤姆• 阿特利，我开始进行更为广泛的阅读，十年间我接受了几种与
众不同的高级思想（advanced thinking）。这些思想使我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写
成服务于人类的《开源一切宣言》（Open-Source Everything Manifesto）。其中的
三种思想流派（schools of thought）聚焦于人类，另外两种聚焦于地球整体。我
提及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涉及到开源一切的语境——我们人类，我们的地
球。
正是这五个社区（five communities）才启发我最近强调的思想：整体分析（holistic analytics）及跨国信息分享和意义建构（sense-making）。
正是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罗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使我意识到：不应该把焦点放在改革政府及政府如何进行公共情报上，而应该放在重新强大（re-empower）公众，绕过政府，利用公共情报来协调利益群体，无论它们的“组织”特征（“organizational” character）。后来，还是汤姆• 阿特利把我和共同创造（co-creation）的先驱们联系在了一起。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我逐渐意识到我当时——正如罗素•艾可夫所说——正试图将错就错（试图改善政府），而非做正确的事（帮助公众进行自我管理）。
世界大脑社区和意识社区（World Brain Community and Conscious Community）
其中的两个社区是来自法国神秘的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的作品，它
们合在一起形成了远见卓识的玛雅学者裘丝•阿贵列斯（Jose Arguelles）所写的进化版本（Evolver Editions）的第一个宣言：《人类圈宣言：人类意识进化的下一个阶段》（Manifesto for the Noosphere: The Next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这本书可以诠释为对古老智慧的现代呼吁，古老智慧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强调个人意识与宇宙意识及超自然、量子化（quantum）、甚至地球内部之情报的融合。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一切都是相连接的，一切都是有灵魂的——我们是一个整体（We are One），但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应对“成为一个整体”（being One）的挑战。
我想到了其中两个团体，其中一个是把“世界大脑”作为目标的“世界大脑社区”，这是一个更加西方化的、分析性/公正性的、以数据为导向的社区，旨在将所有语言的所有信息和所有人脑同时连接在一起。同时，我说的第二个团体是“意识社区”，该社区以提升人类意识为目标，在我看来是一种更为东方化的、直觉性的、以过程为导向的社区，旨在恢复人类精神的所有要素，重新建立男性“技艺”（chene）和女性“心理”（psyche）之间的平衡，同时更好地将人类、地球的自然时光能量宇宙论（the natural time-energy cosmology of the Earth）、万事万物的无限宇宙论（the infinite cosmology of All）这三者结合起来。
我承认自己在“意识社区”这一领域所知甚少，我仅仅是在过去地十年里才刚刚了解这一领域，但是我首先要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单列出来，因为我在20世纪70年代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还需要单列出来的是最近的汤姆•阿特利、哈伯德（Barbara Marx Hubbard）的《意识进化》（Conscious Evolution）、华妮塔•布朗博士(Juanita Brown)与戴维•伊萨克(David Isaacs)的《世界咖啡馆》（World Café）、哈里森•欧文(Harrison Owen)的《光波骑士》（Wave Rider），还有就是在实际应用领域的桑迪•海尔巴琪（Sandy Heierbacher）——国家对话与审议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Dialog and Deliberation）的先驱性分析师（pioneering catalyst）。
在“世界大脑社区”这一领域，我要对下边列举的一些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威尔斯（H. G. Wells）的《世界大脑》（World Brain）、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与整合》（Ideas and Integrities）、陌达德•加贝尔（Medard Gabel）的《设计一个服务于所有人的世界》（Designing a World that Works for All）、汉斯•司伟根（Hans Swegen）的《全球心灵》（Global Mind）、 霍华德•布洛姆（ Howard Bloom）的《全球大脑》（Global Brain）、最近的集体财富的先驱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的《进化财富》（Evolutionary Wealth）、巴里•卡特（Barry Carter）的《无限财富》（Infinite Wealth）、犹凯•本克拉（Yochai Benkler）的《网络财富》（Wealth of Networks）、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 Steward）的《知识财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书籍，比如罗素•艾考夫的《社会再设计》（Redesigning Society）、约翰•沃菲尔德（John Warfield）的《一个统一的系统工程概念》（A Unified System Engineering Concept）、当代肯特•迈尔斯（Kent Myers）的《反思实践》（Reflexive Practice）。这些书只是我在亚马逊网站上所浏览的1700多本、分属98种类别的非小说图书的一个小小样本。
尊严和多样性社区（Dignity and Diversity Community）
第三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社区我将其称之为“尊严和多样性社区”。其他人把这一群体称之为“金字塔底部”（Bottom of the Pyramid）或“三十亿穷人”（Three Billion Poor）。这一社区明白：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无限资源就是人脑资源；如若没有一个全球项目去包含、教育和提升金字塔底部的那些人，再多的“意识”和再多的“分析”也无法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在这里，我想列出该社区的三个重要人物：罗伯特•福勒（Robert Fuller）、迪伊•霍克（ Dee Hock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
理解这一社区重要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把两个引语结合起来，第一个来自于“网际网络项目”（OpenMesh Project）的创始人谢尔文‧皮舍沃（Shervin Pishevar），第二个来自于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詹姆斯•班福德是一名学者兼记者，数十年来他一直在揭露国家安全局所谓的只利用合法、道德的信息，以例证国家安全局实际在进行的欺骗、浪费和滥用行为（国家安全局花费公民巨额的血汗钱却没有提供给任何人任何重要的情报，包括总统在内）。
“人不过是路由器而已。”（Humans are the routers.）最终国家安全局可能会秘密地做到极致（achieve the unltimate）：快捷、兼容、高效——具有每秒运算千万亿次（petaflop）甚至更高速度的计算机“萎缩”（shrunk into）成一升大小容积的容器，由只有10瓦特的电源所驱动：人类大脑。”
生物先驱者社区和生态经济学社区（Bioneers Community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Community）
在我的宝贵资源（valued resources）里，接下来的两个社区就是“生物先驱者社区”和“生态经济学社区”。对于“生物先驱者社区”，我了解得太少太少，但我深深钦佩他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仿生学”（Bio-Mimicry）的先驱们。对仿生学的界定意味着承认了地球内部的智慧，地球及其自然系统内部每个原子中蕴含的“意义”（sense）要远远比我们人类的丰富得多。仿生学是我们回到整体意识（integral consciousness）的必经之路。
在生态经济学社区这一领域，我要列出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的《生态经济学，为了共同利益》（Ecological 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他提出了最终形成“真实成本”经济学的“估值方法”（valuation methods）。在很多与之相关但又各具特色的研究者中有两个值得一提：保罗•霍肯（Paul Hawken）的《商业生态学，自然资本主义》（Ecology of Commerce, Natural Capitalism）以及最近的查尔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的《神圣的经济学》（Sacred Economics）。
黑客的角色（The Role of Hackers）
让我我先来解释一下黑客、黑客行为及其精神（ethos）在激发我的想象和让我意识到《开源一切宣言》绝对必要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出于巧合或者天意（divine circumstances），不同群体于20世纪80和90年代在“开放”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开放软件是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其有形的价值（tangible value）。在我看来，以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为例，开放软件可以被看成巨大的“黑客”（hack）。斯托尔曼一直被“地球上的黑客”（Hackers On Planet Earth）大会所敬重，并被广泛认为是一名黑客。在“地球上的黑客”（HOPE）这一具体例子中，斯托尔曼因打破了“平民阶级”软件（software commons）的企业拥有权（corporate ownership）而受到认可，使得数十亿人能够享用软件性能并贡献他们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以改善开源软件，最终创造开放而又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
一个优秀的“黑客”会利用更少的资源将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黑客就像是宇航员一样，不断地寻求突破（push the edge of the envelope），去别人不曾去过的地方或别人虽去过但却一无所获的地方。优秀的黑客凭借其寻找软件源编码者的高超技能，能够发现商业软件中的缺陷。黑客行为是有好处的，可以保持尖端优势（keep the cutting edge sharp）。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阻碍我们前进步伐的工业时代的包袱（industrial-era baggage）。
黑客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不仅善于创造优雅、精简的代码（lean code）而且同样善于发现代码中的缺陷，特别是那些未经授权的个人（unauthorized person）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接管代码或利用代码的缺陷，这一行为常常会使公司遭受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financial loss）。
作为一名曾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工作过的情报专业人士，我也像很多先驱者一样最先看到大量生产漏洞软件（buggy software）的严重危险。 我曾是国家“信息处理委员会”（Information Handling Committee）的一名成员，我记得有一个重大国家安全机构，在软件领域非常的能力强大，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发现了500多种嵌入式木马（embedded Trojan Horse）、病毒以及收缩包装式的（shrink-wrapped）软件和硬件在到达装卸码头（loading dock）时所遇到的各种形式的恶作剧（malicious mischief）。1994年，我写了一封原始信（original letter）给马蒂•哈里斯（Marty Harris），当时他负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在信中我警告他相关的危险并提供了一个每年10亿美元的提议，这一提议借鉴了国家安全局中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的深厚知识，同时也借鉴了《终端妥协与信息战争：电子高速公路上的混乱》（Terminal Compromise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Chaos on the Electronic Superhighway）一书作者维恩•许瓦陶（Winn Schwartau）的观点以及比尔•西莱（Bill Caelli）的观点。比尔和吉姆、维恩三人一起在澳大利亚工作，比尔是当时计算机安全这一新兴领域的尖端人才之一（one of the top people）。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政府忽略了我们，就像维恩在1990-1991年作证所有系统中即将到来的“坏代码海啸”（tsunami of bad code）和巨大缺陷时被美国国会忽略一样。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听取我们的建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每年把150亿美元花费在“网络司令部”（Cyber-Command）以及各种构思糟糕、设计糟糕和执行糟糕的程序上，那么我们今天的开源网络解决方案（open-source cyber-solution）就会已经到位，通过运用开源一切的哲学思想所有漏洞都会被迅速根除。
正是维恩•许瓦陶把我推荐给了“地球上的黑客”大会。1994年是我第一次在那里发言，从此那里的每次大会都会邀请我去发言（他们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在同一个时间段（time frame），我被推选参加“硅谷黑客大会”（Silicon Valley Hackers Conference），该大会由斯图尔德•布兰德（Stewart Brand）所发起，从此我便成为该社区的一部分。
黑客拥有“必备武器”（right stuff）。黑客是完整性和情报的结合体。黑客的完整性是关于透明、真相、信任，以及完整可见、不腐败的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s）。完整性包括看到整体、欣赏整体、尊重整体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换句话说，就是《大规模的完整性》（Integrity at Scale），该书的作者为史蒂文•霍华德•约翰逊（Steven Howard Johnson）。就像我们现在从工业化时代的“我作为消费者”（Me the Consumer）这一自我意识转向“我们作为集体”（We the Community）的宇宙时代（Cosmic Era）自我意识一样，黑客们也在改变着社会的“设计文化”（design culture）。“占领运动”（Occupy）是一种文化黑客运动，而不是一种政治或经济运动。
我是一名爱国主义者。我一直在试图为我的国家服务，理论上是为一个共和国（a Republic）服务。我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到秘密是邪恶的，而非有益的。依此作为起点，我朝着开源一切的目标稳步行进。现在我看到了秘密在腐败的国会、行政部门、经济及社会中所滋生的邪恶。我看到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能为共和国所提供的最大的服务莫过于坚定地、非暴力得朝着开源一切的目标前进。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受邀在某所大学做过一次著名的演讲，他用自己的拐杖敲击讲台三次，每次都清晰而又正直地重复着那句“永不放弃”（“Never Give UP.”），我想他的这句话可以作为前进道路上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