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OSE Manifesto in Chinese – Chapter 1

Chinese
Steven He
Steven He

DOC: OSE Chinese – Chapter 1 2014_12_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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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一个开源的(技术)机构的提议在http://tinyurl.com/VP-OSA,谷歌翻译,可以用来读取,在简化或传统中国人。作者是被邀请到中国讨论这些可能性非常感兴趣;他在新加坡长大,将荣幸地被要求在中国建立或亚洲这在任何地方

Lìng qǐng cānyuè yīgè kāiyuán de (jìshù) jīgòu de tíyì zài http://Tinyurl.Com/VP-OSA, gǔgē fānyì, kěyǐ yòng lái dòu qǔ, zài jiǎnhuà huò chuántǒng zhōngguó rén. Zuòzhě shì bèi yāoqǐng dào zhōngguó tǎolùn zhèxiē kěnéng xìng fēicháng gǎn xìngqù; tā zài xīnjiāpō zhǎng dà, jiāng róngxìng dì bèi yāoqiú zài zhōngguó jiànlì huò yàzhōu zhè zài rènhé dìfāng.

全文下方折 – Full Text Below the Fold

第一章 芝麻开门

“开源一切”是一种文化和哲学概念,这一概念是创建和平繁荣世界的根本,也是造福全人类的根本。众所周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企业和宗教结构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当代的需求,因为它们具有排他性和等级性而不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这种结构还会滋生腐败,使得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道德暴行,进而使整个经济失去平衡。这种结构因此而变得功能失调,成为经济发展的“祸根”。我们99%的人发现自己好像正在被一种“道德真菌”或恶性肿瘤所侵蚀,而其罪魁祸首就是那1%的人。
我们可以把“开源一切”的世界想象成一个从“观念—实践—产物—行为—意识”的层层递进的金字塔。换言之,在这个金字塔中,层层相因,相互渗透。
“开源”既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得全国上下更加协调统一。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能量和信息传递过程中实现“零阻抗”。换句话说,这种方法的目标就是根除腐败和人类活动的“负担”,而这些“负担”是在被统治者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所强加于人的。腐败和谎言是对功能最优化的“阻抗”,因为这两种行为不仅缺乏爱国之心,而且在公共部门中也经常是遭受控告的,其性质就相当于私营部门中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在开源社区中,所有的成本被最小化而所有的效益被最优化。“开源硬件”、“开源软件”、“开放数据访问”、“开源情报”、“开放频谱”,它们的有机结合使得信息分享完全免费(包括教育、情报、决策支持、研究方面的信息)。除此之外,若我们能处理得当,这一结合也会为那些被遗弃在“世界大脑”中的人创造无限财富,包括世界上的那50亿穷人。
版权和“开放专利”的广泛采用不仅使得不同社会可以迅速生产运转良好的引擎、车辆、动力工具及其他所需设备,而且各种零部件唾手可得,避免了陷入寻找像稀土金属这种神秘材料的困境。这一观念把商业的目标从为少数人牟利转变为以最低的成本为多数人谋利。
在这一基础上,再开展“开放审议”、“开放金钱支持”、“开放政府”和“开放社会”。透明和真实是“开源一切”系统的主导特征,真实是明确持久而又难能可贵的精神能量,这一能量支撑着整个社会,确保它的可复原性和可持续性。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代替由像银行这样掠夺成性的机构所创造的金钱,因为银行其实是伪造了其并不拥有的“信誉”来赚取它们不配得到的利润。
我的核心观点是“开放”这一文化基因,首先在“开源软件”中得到证实,现在正准备应用于创立“开放政府”和“开放社会”,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我们以“开源一切”的方式来创造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于耍嘴皮子或者装点门面。创建开源社区需要坚定的意志和严格的道德准则,同时也会面临来自工业化时代的政府和企业的强烈反对,因为它们早已习惯了躲藏在秘密和外化成本的背后(比如,低价出售矿泉水或汽油,但其价格中没有包括浪费、污染和消耗稀缺资源这些因素对公众所产生的成本)。创建开源社区或许刚开始只会取得一时一地的成功,但我相信2012年会发生彻底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有组织的人们会用非暴力的形式击败有组织的金钱。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开放”和“免费”混为一谈。我们的模式是建立“开源软件”社区,这里的开放是指审查开放,所有代码都可被看到并可被解释。这并不意味这该软件必定是免费的,有些是有些不是。“小红帽”社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集志愿活动、免费策划和无偿商业服务与一体,强调代码开放、个人和组织的行动透明以及参与者获得的普遍功效,这要根据个人的贡献和需求来分配,未必是平均分配。
“开源软件”与专利软件相比更安全也更便宜。这一运动的支持者是我们建立全球“开源情报网络”的模范,这一网络在“开放数据访问”和多人多语言同时操作之间起到平衡协调的杠杆作用。同时,该网络能够做到其他网络、政府或企业只能望其项背的事情,那就是始终坚持透明、真实、信任。21世界的魅力就在于分享信息,赢得信任。真实可信、万分宝贵的决策支持不是来源于秘密而是来源于透明。
“开源软件”、“开源情报”、再加上“开放频谱”,三者合一对全球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能会造就“自主因特网”、“世界大脑”和“全球博弈”。
“世界大脑”可以全天24个小时把使用各种语言的人和各种语言、各种媒介传递的信息连接起来。“全球博弈”可以说是“世界大脑”和“六个气泡”的结合。“六个气泡”这一概念是由“地球情报网络”的24位创立者所提出的,其目标是创造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情报。具体来说,这“六个气泡”包括:“开放地球博弈”、“开放地球预算”、“开放地球政策”、“开放地球情报”、“开放自主因特网”、“开放文化和文化基因”。
诸多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促使我将可无限升级的免费信息科技(也被称作“解放科技”)和创建和平繁荣世界联系在一起。
“解放科技”不同于开源科技,首要的原因是“解放”的功能可以通过非开源的高昂专利科技来实现。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某些受压抑国家通过租用卫星的方式来实现和地面站的直接对接,这些地面站因为只能垂直地收发信号,所以不容易探测到卫星信号。另外一个例子是购买加密技术,这种加密技术能够逃脱审查者的法眼,以图片的形式隐没,是被称为“隐写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开源科技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升级增加。如果不大规模采用开源科技,世界上50亿的穷人就不可能相互连接,更不可能相互学习。最近印度的一些大学采用这种技术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解放科技”能够创造财富,开源科技也能够创造财富。在这两种科技中,实现可复原性和可持续性这一巨变的核心在于世界上50亿穷人的脑力资源,这是另外10亿富人所无法超越的。人脑是地球上无可限量的资源。对于这50亿的穷人来说,创新和创业的潜能恰恰是来自他们最欠开发和最欠利用的脑力资源。因为缺乏简单便宜的便携设备,从而无法访问更为复杂的呼叫中心,这50亿穷人生活在一种极度赤贫、入不敷出的模式中。
关于知识产权和版权的细节我不再赘述,但我完全赞同劳伦斯•赖斯格提出的“知识共享”概念。
“开源一切”把知识共享的理念进行了升级扩展,囊括了所有的人类活动、所有的人类创造以及人类对所有历史知识的访问权。
未来一定是开放的,一定会同时增强所有人的能力和信心,一定会尊重“穷人而非富人决定未来”这一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穷人会始终会与我们相伴,也不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要受限于他们的状况,而是意味着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学逻辑:坚持工业化时代秘密、自私和等级化观念的那10亿富人无法提高50亿穷人的精神高度,但这50亿的穷人却可以提高那10亿富人的精神高度。如果加入复合利息的概念,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那10亿富人所产生的浪费是只会被那50亿穷人正确的生活方式所控制、所中合、所取代,因为他们的集体智慧会使他们朝着正义的方向前进,朝着创造和平繁荣世界的方向前进。
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使50亿穷人可以自由上网、可以免费访问“蜂窝性能”,以便他们可以集50亿人的聪明才智来为自己创造无限财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应该为他们提供信息工具使他们能够获取信息,这样他们才能创造无限的“渔”和“鱼”。
迄今为止,开放世界所缺乏的是一个战略性分析模型,这一模型可以监控着所有的共享信息没有欺骗、浪费或滥用,协调各种活动却又不强加“控制”。
尽管我已经写过很过关于信息分享方式的书,但直到我受到“集体智慧”运动的启发、和网络2.0面对面、想到涌现的诸多探路人之时,我才意识到自己20年的工作所具有的价值,那就是可以为2012年开始的“开源一切”做点贡献。
我们都处在“改变游戏”的过程之中。
汤姆•艾特利是“集体智慧研究所”的创立人之一,也是《明主之道》一书的作者,最近又出版了一本新书:《对进化行为主义的反思:来自神圣社会变革这一新兴领域的随笔、诗歌与祷告》。自从我发现了他的作品以来,它们对我的所思所想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我之所以结识他是因为他有一次在我们职业中期的情报年会上发表过演讲。
接下来我要阐明两个概念的不同:A时代和B时代。A时代指的是人类组织过去一千年的时代,其特点是增加等级划分、隐藏信息、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B时代指的是人类社会恢复后一千年的时代(就像我们土著祖先的那个时代), 其特点是决策过程平等化、多元化,欣赏差异与完整性,自下而上地利用所有分布式情报。
A时代的传统领导方式和B时代的新兴领导方式有几个重要差异。首先,A时代的领导依靠秘密来源和方法,这些东西不向公众作出解释,容易产生暗箱操作,进而导致脱离现实、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不良后果,更糟的是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因为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荒谬决定承担责任。自工业化时代开始以来,政府和企业都是根据韦伯式的组织设计概念来设立的,这一概念强调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结构。这种组织形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限制信息、隐藏信息和滥用秘密。
这种组织形式及其固有做法会滋生掠夺性资本主义、虚拟殖民主义及众多其他的贪婪和麻木行为。在A时代中,腐败蔓延于政府、银行、商业、民间团体(比如工会、宗教)及非政府组织的等级结构中。官僚机构、野心勃勃或误入歧途的个人出于自私的目的隐藏信息,而不是为了群体利益去分享信息。这样以来,他们便失去了透明性,使犯罪和背叛有机可乘。政府的情报搜集过去总是集中于核扩散、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而在新兴时代中,我们的焦点在于防止种族灭绝及其他暴行,同时为全球网络创造必要的基础设施。在这样的时代中,国际关系的重点不再是战争,而是信息的跨国分享和意义建构。
至于A时代中最高层所得情报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从丹尼尔• 埃尔斯伯格从越南归来后训示亨利•基辛格的谈话中窥见一斑。埃尔斯伯格的谈话提到了领导对狭隘甚至是错误情报的盲目信任:“危险在于你可能会变成傻子。你将不能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学习,无论他们在某些领域的经验是多么地超过于你。”
这种情报的无效性不仅适用于着迷于秘密而非完整性的政府,也适用于企业组织。下面是一段来自本•杰拉德的类似引述(他是商业情报最早的先驱者和践行者之一):“高层管理者所得到的信息千篇一律是有偏见的、主观性的、受过滤的或者是迟到的…现在的情报运用须要高层管理者彻底改变其决策方式。”
A时代与B时代的另外一个重要差异在于:A时代具有单边性和非协商性,就像曾经的英帝国、美帝国和在它们之前的其他帝国;而与之相反的是,B时代不折不扣地具有多边性和合作性。这就意味着在B时代中,所有的历史和视角都被囊括在内,从而可以综合群体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更加有益、更加可持续的决策。B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所以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可以同时将所有人和所有信息连接起来的网络,这样或可削弱来自“秘密之治”的等级结构的力量。最终,这种新的运营体系会更加有效和高效,服务于所有人,同时它也会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阿拉伯之春”、某些违规事件(比如贝宝公司不经正当程序切断维基解密)、立法失常(比如,《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这一腐败提议最终被最高法院的“联合公民”裁决所平息),这些时间都证明了建立 “公共自主因特网”的绝对必要性。
我现在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是“固定的”障碍。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世界,任何有结构的组织都不可能统治者一个更大的网络——一个混合网络。这样广泛、灵活、不受政府“掌管”的统治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施行透明、真实与信任。
在这一点上,大卫•温伯格的阐述相当精辟:“不仅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都不“知道”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而且如果他们不明白、不尊重、不连接这一“以完全透明为方法以真实为目标”的知识网络,那么他们将会做出非常糟糕的决定。当然,这并没有解决腐败问题,而且事实表明大部分政府和企业对客观事实漠不关心,而是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现少数人的利润最大化。但是,他们的无知正是我们的优势,这就是为何“我们人民”必须再一次致力于“开放一切”、致力于其基础(透明和真实)、致力于其结果:相信没有银行你也可以把钱存入银行。
换句话说,顽固无知、不合道德地强调秘密、强调为争取党派优势或偿还竞选活动捐款人而决策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我们人民”现在有机会接受“开放一切”的宣言,有机会埋葬“秘密之治”。正因为如此,我对未来充满乐观。
新型、开源、基于民粹主义的信息化时代策略在应对未来的自然灾害、战争和社会瓦解这些危机时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日趋复杂的生活。社会瓦解是一个文化性和系统性的破乱过程,而不是由任何分离性事件、机构或地区所导致的。
工业化时代的命令和控制模式无法合理地处理复杂系统的信息,但信息时代的分散式局部复原模式却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合作和共识是B时代的特征,但是从慈善基金会到非政府组织再到很多其他组织,信息共享仍然十分匮乏,而且成本昂贵、令人无法承受。尽管联合国以“共同发声”为文化基因,致力于前后一致性,但是他们不具备足够的智慧或完整性来真正地做到这一点。类似的是,政府谈“一体化政府”,企业谈“矩阵式管理”,但是他们显然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完整性来实现目标。
关于集体协作(或者叫“集体智慧”、“聪明暴民”、“群体智慧”、“大卫军队”)在过去的复杂情况下如何不可能实现的书籍已经浩如烟海,其原因是工业化时代引入或者说强加了一系列累积性的“信息病态”——剥夺了群体访问所有相关信息的权力,给予部分精英分子访问所有信息的特权,从而使他们得以聚集权力和财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公共领域中出现很多人为的或者说预谋的障碍来阻止公众获得全部信息,这一点在下边所列书目中都有所体现。
《雾化事实》。有些事实只被一些人“所知”,公众也可以得知,但前提是你要知道去哪里寻找这些信息,因为主流媒体“封锁”了这部分信息。比如,美国政府支持独裁者或容忍大规模欺诈、浪费及滥用以便获得继续成为总统或立法候选人的少量竞选资助,为达目的他们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禁止知识》。禁止知识不仅包括政府对公众的信息封锁(如对色情信息的限制)、企业对公众信息封锁(如隐瞒烟草致癌、家庭用品含有毒素等信息)也包括宗教对公众的信息封锁(如教条战胜意识)。
《史海钩沉》。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政府故意把某些秘密行动归为机密从而导致美国近代外交关系史无法书写——这是代表美国国务院负责该任务的历史学家有据可查的抱怨。对任何拥护美国宪法的人来说,中情局以“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战略”行动为借口,把大量可卡因引入美国的做法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制造共识》。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尔曼最先讨论了现代民主社会的这一方面。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谢尔顿•沃琳的新作所更新:《明主公司:受控民主和颠倒的极权主义幽灵》。企业组织现在不仅“拥有”着美国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分支,而且也“拥有”着司法分支。最高法院关于“联合公民”的裁决可以说是美国最高级法院腐败的充分证据。
《信息缺失》。比尔•麦肯本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他记录了自己所在地区24个小时播放的所有频道并从头到尾观看了一遍,然后他又在荒野之中度过了24个小时。通过这两种经历的比较,他精辟地阐述了我们生活中的信息缺失是多么严重。
《宣传》。简而言之,宣传指的就是酝酿和传播虚假信息以便让公众接受虚构或草率的观点与看法。宣传,包括广告宣传(误导人们去喜欢陈旧、浪费及有毒食品和商品),是与透明、真实和信任背道而驰的。
《秘密之治》。正如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那样,也正如“占领运动(Occupy)”正在华尔街和全世界所对抗的那样,秘密的银行网络而非政府一直在密谋着战争与和平、贫穷与繁荣。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银行,其次是“军事工业化国会”,而最大的受害者却是“我们人民”。政府秘密滋生了大量谎言,比如迪克•切尼所公布的935条备案谎言使我们知道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损失数万亿美元。这也是我致力于“开放一切”的原因之一,我坚信透明、真实、信任才是人类交易的真正“货币”,其他的一切都像是“恶性肿瘤”。
《传媒暴力》。“秘密之治”是关于秘密团体如何编造谎言,而“传媒暴力”是关于明目张胆的谎言,这些谎言没有受到媒体、智囊团、大学专家和很多其他人的任何挑战。他们本该为公众利益着想,却选择了随大流,其原因就是他们自私而又不道德地接受“撒谎政府”的资金支持。于是乎就产生了“大众歇斯底里”现象,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南方小鸡”组合的三名歌手在公开抗议和质疑白宫的诚实性时所受到的“待遇”。若干年后的今天,在越南的简•芳达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我们知道白宫在背信弃义,“南方小鸡”组合的抗议是正当而又正确的。“大众歇斯底里”和主流媒体腐败使得更多的公众无法认清事实。
《弱智教育》。在白宫的背信弃义和国会的串通一气背后(当国会对默认谎言,默许不宣而战的战争时就意味着它的疏忽职守)是一种暴力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平平庸庸,简直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正在把工业化时代缺乏思想的教育体系强加于我们网络化时代的孩子们。他们土生土长在数字时代,可现在却仍然死记硬背陈旧的知识,静坐着连续阅读几个小时,被动地听着老师讲课,这些完全可以轻易地用更加生动的多媒体科技取而代之。教师和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串通一气地继续着这一弱智的教育体系,这是一种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造就的只能是一些愚昧无知、碌碌无为的公众。
“占据”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作为一种运动,正在挑战着现状。加入这一挑战行列的还有罗恩•保罗、茶党、越来越多的无党派人士以及现在被两党专制剥夺投票权且排除在外的政党:宪政党、绿党、自由党和改革党。
而两党专制的问题在于:不去运用公共智慧来为公众谋利。在所有被排除在外的政党中,只有绿党有一套前后连贯的核心价值观和一个制定具体目标的连贯平台。绿党没有能力去挑战在任的明主党总统及其内阁的现实平台,也没有能力去挑战很多共和党人士。在这些挑战者中,只有罗恩•保罗是合乎道德且前后一致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或多或少地缺乏智慧或完整性,只有一个要求选举改革的人、一个在竞选之前宣布联合内阁和平衡预算的人、一个能够致力于由赫尔曼•戴利所提出的“真实成本经济学”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兼备智慧和完整性的全面候选人。
为了挑战当权者,为了争取旁观者(半数有资格的投票人未进行投票)或者那些无论是来自“极左”还是“极右”派别的随大流者,“第三次浪潮”必须要集公共智慧、公共政策和公共参与预算为一体,以证明“我们人民”不仅可以自主,而且可以通过动员60%的有资格投票人重建“中心”(既然只有半数人投票,那就意味着要动员另外一半人,从总数中拉出60%的人来取代两党专制)。只有当我们证明自己可以重新控制政府或废除政府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次得到解放,才可能繁荣昌盛。现在的政府已经成了为那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的新法西斯式的企业财阀,他们贪污腐败以聚权聚财。
联邦政府三个部门的腐败行为,说轻一点是对公众信任的辜负,说重一点是是对国家的背叛和犯罪。联邦政府使1%的人将99%的人排除在宪法导言所宣称的“果实”之外,而这“果实”恰恰是我们政府存在的目的:“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我认为开源不仅和开国元勋们所预想的国家发展方向一致,和自由主权人民而非“臣民”的思想一致,同时也和今天的社会发展方向一致。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前苏联的很多自由运动,都是地方性的人民起义以反抗腐败和压抑性的政府。
开国元勋们所没有明言的是信息分享和意义建构正是强化集体力量的关键。仅仅每个公民自身聪明或者心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是一个聪明的整体,这一点在大卫•温伯格的《大而不知》一书中阐述得十分精当:“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何为知识,因为现在事实已经不是事实,专家处处可见,房间内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
现代社会的挑战是我们要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观(消费失控、自私自利、万事皆可)过渡到信息化时代的世界观(一切都是相互连接,我们要对整体负责)。资源是有限的,而脑力几乎是无限的。“开源一切”是一种文化基因,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处事方法。
现在我们正努力重建过去的团结社区,同时又要新建一门情报学科,以便把跨国合作和信息分享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跨国、跨机构、跨学科、跨领域信息分享和意义建构(简称“四跨”)是源自瑞士军队的一个概念,强调跨国方面的内容,我把信息方面的内容加入了该概念之中。总之,鉴于对“四跨”的投资及其对降低成本和促进和平繁荣所产生的成效,我们应该能够建立“网络4.0世界大脑”,并根除贫穷、传染病和环境恶化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1. 采取“战略分析模式”来聚焦我们的注意力、信息、工具及协商对话。
2. 接受“人类的10个高级威胁”作为消除和平繁荣世界“拦路虎”的共同起点。
3. 接受“12项核心政策”作为我们计划和执行公共项目的共同起点。
4. 接受“四跨”,特别是其中关于拒绝秘密和隐藏信息的部分,作为我们自愿协调公共开销和行为的方法。
5. 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破碎知识结构”。
6. 接受成为“公民智慧应召民兵”的个人责任,至少致力于地方层面,最好能致力于从地方到全球的各个层面。
7. “要求透明和真实”,无论是对个人、组织还是政府。把这看成是信息时代的黄金法则。
最终,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人类下一个意识阶段的终极目标:有人称之为“攀级(panarchy)”,有人称之为“世界大脑”、“全球大脑”、“全球心灵”或“网络4.0”。其核心是将所有人和所有语言及媒介的信息同时连接起来。
“攀级”是一种每个人和所有信息相互连接,并且能够参与从地方到全球的每个决策过程的理想状况。因此,“攀级”代表的是在一个非等级结构和开源背景下的直接民主。在“攀级”的理想状态下,每个公民都可以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兼备完整性和智慧、积极参与源源不断的社会再生产。
“攀级”这一概念是由比利时植物学家兼经济学家艾米•普德特于1860年创造的,指的是政府的一种完全一体化的统治形式,包括所有其他的组织形式的。
这一时期所创造的新名词还包括 “生态”和“协同作用”:前者指的是生物的一体化系统;后者最终指出孤立的个人主义是不足以生存下去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本身具有明确的价值。这一点和大卫•温伯格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是一致的:他发现在一个坐满专家的屋子里,最大的智慧不是来自于某个专家而是来自于房间本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思想和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概念融为一体,这一概念强调融合个人参与任何管理形式的权力,无论是正式的法律结构还是非正式的文化传统,只要和自己的生活相关即可。这种决策模型和智慧传播方式会对社会的敏捷反应产生重大影响,使其能及时面对灾难性的变化、为社会的自给自足和复原性提供支撑。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攀级”在面对极端复杂的情况时可以实现近乎完美的复原力,因为它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阻抗,阻力几乎为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大脑和其他的人大脑以及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是彼此连接的;任何人的观察都可以立即传给别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超级推特);在思想工具的帮助下,所有相关的人类智慧都可以相互叠加并运用到任何接近实时的场景中。这一点是今天的企业和政府都难以做到的。
“开源一切”和“攀级”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一种存在的状态、一种心态、一种地球状态。
继法国神秘的特哈•查丹等人之后,裘丝•阿贵列斯把“人类圈(noosphere)”这一术语定义为“集体体验的无私状态”和每个人都可平等介入的意识境界。地球上基于“攀级”原则建立的组织有助于建立“人类圈”,其方式是建立一个拥有同等声音、同等自由和同等受教育权的平等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社会里没有腐败、没有谎言、没有抵抗,只有透明、真实、信任。当然,这种理想的自由存在状态对那些相信精英特权和等级控制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组织和治理技术文明国家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攀级”并非是线性的,其特征是由增长(包括进化和突变)、积累、重组和更新(包括创造性毁灭)组成的持续循环。
无论是“攀级”还是复原力,都要依赖于良好的信息以及体系之内和体系之间快速、持续和诚实的信息循环。“攀级”强调的是个人成为整体通讯环境中一份子的权力——有发言权和投票权;而复原力的形成其实是“攀级”的结果:当信息循环足够持续、真实、可信之时,便能提前感知问题区域、提前考虑可行方针、提前做出反应。简而言之,“攀级”、复原力、创新、系统稳定性,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当我们坚持以“攀级”的方式生活之时,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必须要进行最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要抛弃过去那种“无足轻重之齿轮”的思想灌输,履行我们作为活跃有为的社会成员的诺言,能够进行凯文•凯利所提出的“蜂巢思维”。

《激进分子》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 “激进的人”这一概念。因为人是关于真理故事的核心,所以只有人才能选择成为查尔顿•汉普顿透纳所称的“激进的人”。在一本名为《激进分子》的书中——这本书是哈佛商学院所接受的第一篇纯理论性论文,虽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汉普顿透纳探讨了资本主义环境下个人的核心作用,并且证明了:当人被商品化之时,资本主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当人被解放之时,资本主义便会惠及所有人。
这本书或许是第一次界定了一个“功能完善”的人所具有的九个特性(感知、认同、能力、投入、悬念与冒险、超越、协同、综合、复杂),因此它与追求进化意识的广泛运动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作为奴隶或商品的人”和“作为自由精神——激进分子的人”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创造和平繁荣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脑是应对所有挑战的无穷资源,也是创新的源泉。地球上的十亿富人没能够创建和平繁荣的世界,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帮助50亿穷人相互连接、共同创新并且维系地球。
相比之下,“作为自由精神——激进分子的人”处于“马力全开”的状态。
查尔顿•汉普顿透纳的整个著作都是在向我们表明:每个人成为一个自由的自己而非一个软弱受控的奴隶(即使是相当富裕的奴隶),对于人类和各种形式的企业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工业化时代使得大部分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陷入“惰性的齿轮”体系之中,这一体系否认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上帝赋予或与生俱来的人类能力。这些能力使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能进行超越任何人想象的创新和创造,我们能够集体协作,我们能够使用共享信息和集体意义建构来根除浪费,从而最大限度地为所有人实现财富和谐。
“攀级”、自然与生命本身之间的循环和创造、成长、保存与再生之间的循环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对于“作为奴隶或商品的人”来说,他是处于休眠和等待状态之中的;而对于“作为自由精神——激进分子的人”来说,他真实可信、全心投入、富有创新精神、积极参与地球上各种复杂的人类活动。
在我看来,许多致力于拓展人类意识和培养集体意识的精神活动都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没有专注于把人和真实世界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联系起来的迫切性。
“开源一切”致力于创造“世界大脑”和“全球博弈”,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都有机会接近他人和利用相关信息。这样以来,人便成了自由之人,能够和其他人齐心协力地实现自我管理,能够利用共享信息来主动和平地协调行为,能够进行各个层次的投入,从而创造服务于全人类的世界。
服务于公众的公众智慧,这就是所欠缺的成分。

参考术语
具有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文明是可以实现的,本书的重心在于讨论通过“开源一切”的方式来实现“攀级”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不过,首先我们需要界定几个术语。
“完整性”指的是整体完整性。在完整性系统中,所有的点是相互接连的,网络中的每个结点和整体的全部知识相连接,就像我们大脑的突触通过全息的方式彼此相连一样。从政府层面来讲,这就意味着公民的地位超过政府职员的地位,换句话说,整体结构取代了等级制度。
“整体结构”是由亚瑟•库斯勒把希腊语中的“整体”和英语中的“等级制度”相结合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在这种结构中,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整体结构”一直都是可以实现的,但在我们匆匆忙忙实行工业化时代的新兴概念时,我们超越了自己的理解,从而采取了“命令和控制”的方法、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自以为是”的方法,结果导致了“精英”和“其他人”相分离。“整体结构”是B时代在整体中自我管理的一个概念。
“等级制度”是A时代的组织方法,在这种制度中,从军队到宗教的所有组织都是按自上而下的结构建立的。在这种结构中,职衔大于知识,对知识的态度是傲慢狭隘的,认为身居高位便是天赋神权,理所当然地对“地位低下者”拥有绝对权威。通过美国政府的例子,包括国会、行政部门和法院的腐败行为以及由此催生的大规模金融欺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精英分子是孤立无知的、是无法信任的。在缺失全部知识的情况下(“蜂巢思维”),精英分子的繁荣是以损害他人为代价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政府中的许多高管和高官(比如四星级将军和上将)对于政治决策者的一些违规行为往往视而不见,他们把忠于命令和忠于他们本该忠于的忠诚混为一谈:他们本该忠于他们所服务的人民和整体的合法性,这一点是基于真实和服务于他们宣誓要保卫的宪法。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性,那些掌权之人当然也无法服务于更大的社区,比如服务于他们应该间接承担责任的地球。
“情报”。情报搜集的目的在于为准确的决策提供支持。决不能把“情报”和秘密混为一谈。情报搜集的原始作用(为制定好的决策提供支持)要追溯到古代,但是官僚机构却利用秘密来逃脱责任。作为一种程序和功能,情报搜集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要素和性能,而这些要素和性能能够而且也应该以“开源一切”的精神加以运用:
1. 需求定义。情报就是决策支持,这就意味着做决定时需要考虑平衡。没有平衡就没有真正的决策。决策时需要问的问题包括:你需要知道什么?为了何种目的?何时?以何种形式? 当服务于更大的社区群体时,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明白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需要知道什么。
2. 搜集管理。间谍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只懂得秘密来源和方法,却不懂得一切都可以通过开放渠道合法而又合乎道德地得到。同时,私营部门中的情报技术也有待发展。即使是能源公司和医药公司,这些在商业中最好的公司,也缺乏足够的完整性来思索可持续经济和整体性的健康选择。搜集管理技巧的极致在于知道“谁知道”;知道哪些来源是最相关和最合算的;知道如何确定和应对潜在偏差,每种来源内部的不同偏差。
3. 来源发现及验证。虽然听起来有些令人吃惊,但其实无论是间谍还是私营部门都不善于发现所有的信息来源、所有的类似来源以及所有相关的电子信息来源。过去,“真正的成本”被忽视、被隐藏、被外化于公众面前。“众包”(公开向每一个人寻求来源,而非向一小部分预先挑选的专家组寻求来源——这是“开源一切”的关键部分)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利用了所有人的分散式情报——眼睛、耳朵、感觉的分散式情报。“睁大眼睛仔细看”,不仅看不到任何瑕疵,而且也看不到腐败和任何相关信息。
4. 信息整合。这一情报能力的运用可难可易,但是如果你把隐藏信息作为权利来源,那么这一任务就会变得不可能完成。工业化时代的所有政府和企业正是这样做的。遗憾的是,秘密情报机构不仅把信息按“机密”、“秘密”、“最高秘密”的方式加以区分,而且还把信息“分割”成更小的访问区。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了解全部信息,即使是那些仅仅和来自各种来源的秘密打交道的人。再加上外围世界没有足够地重视情报(决策支持)技术,你就会得出人类现在的根本问题: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历史、模糊了我们的现在、放弃了我们的未来。
5. 分析学。分析技巧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这一点在教育、情报和研究领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分析学把机器的强项(处理大量数据来寻找模式和反常,这一点人是很难做到的)和人的强项(凭直觉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点机器是做不到的)结合在一起。
6. 视觉化与呈现。视觉化同样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需要把对主题知识的深入了解和对简洁连贯、切实可行的呈现结合起来——把这一过程的产物(情报)呈现给决策人或者决策组。
7. 反馈。这就完成了整个“循环”系统,在这个循环系统中所有从事情报技术的人之间形成了持续互动的关系。当我们都越来越熟悉“真实成本”这一概念之时,当我们可以利用公共情报来计算政府和企业对公众所外化的所有成本之时——水电成本、童工成本、避税成本——我们就更能要求他人的完全完整性,更能身体力行。所有层面、所有领域的完整性和情报是创造和平繁荣世界的先决条件,原因很简单:今天的腐败——由于缺乏完整性、缺乏情报——正消耗着我们50%的金钱成本,比如国防、能源、健康、情报这四个成本高昂的领域。